安史之乱初起，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初到长安，唐玄宗还一度当是谣言。直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十五日，确知安禄山已向南进军时，唐玄宗才从太平盛世的迷梦中惊醒，仓促部署防御安禄山。
他先让名将封常清、高仙芝领兵御敌，无奈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唐军一路败退，洛阳失守，只得退守潼关坚壁不出。李隆基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挫折，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诬陷，派人将封常清、高仙芝斩首示众。
就这样，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而新一辈名将李光弼、郭子仪等人，要么陷入与叛军的死战，要么必须防守要地(晋阳)，根本无法抽身。
安史之乱形势图
面对叛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帝国之锁”——潼关的防卫工作却是一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老将负责，他就是哥舒翰。哥舒翰作为一名老将，在指挥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曾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美誉。
但哥舒翰好饮酒，且饮酒无度，醇酒美人时时相伴，以至身体虚弱。天宝十四年二月，在他入朝面圣的路上，行至土门军时，因为洗澡导致突然中风，昏迷很久方才苏醒。之后，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安禄山叛军初期为何能摧枯拉朽？当时，唐朝募兵总数约为四十九万，而安禄山则有十五万人以上，占了唐王朝正规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还有半数的战马在他控制下。安禄山充分利用了唐军布局的弱点打了个时间差。
此时，唐朝军事部署的特点是“守外虚内”，内地根本没有一支可以阻挡叛军的部队。能与安禄山抗衡的只有河西陇右节度使，其部队是对付吐蕃的主力，总兵力在十六万以上，但王忠嗣死后没有统一领导。
大唐最为精锐的安西军远在西域。剑南和岭南道的唐军实际上由于距离因素也是很难回防的。关中本身更是因府兵制度的瓦解，募兵困难，无兵可用。强骑等募兵制中央军，由于兵员素质问题，战斗力早已衰落。
唐军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即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前阻潼关、后断渔阳的不利情况下，进军的锐气骤减，迫不及待地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
对长安主突方面，安安禄山本拟亲率军攻潼关，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得知渔阳路断，乃返回洛阳，派兵回击常山。仅遣其子安庆绪率军攻潼关，旋即被哥舒翰击退。
在河南，分兵向东、南进击，以求扩大地盘，囊括财富，并遮断唐廷江淮至关中的漕运；对河北则急图打通归路，稳定后方，改善不利态势。
由此可见，安军势如破竹的有利形势已经终结，唐军正面和两翼的战线已趋稳定，西北边兵陆续到达，形势正向有利于唐廷的方向发展。但安军主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仍控制着陕、洛一带；河北方面虽暂时对安军不利，但安军仍拥有相当强的实力。
对安禄山的叛乱，唐玄宗的战略决策是迅速平叛。洛阳失陷后，唐玄宗给兵马副元帅哥舒翰的任务仍是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
在如此局面下，哥舒翰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同时，唐玄宗还命令以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副将，领军二十万，赴潼关拒敌。因身体原因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哥舒翰遂委任行军司马田良丘主持大局。
田良丘不敢独断专行，就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素来不和，常常争执不下，不肯好好配合，致使军中号令不一。
哥舒翰忧心战事，为了尽快增强新军战斗力，不得已加大训练力度，但统军“严而不恤”，导致唐军士卒不满，士气低落无斗志。幸运的是，依托潼关天险，唐军尚可一战。
潼关之险
然而，玄宗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史书称唐玄宗多次下诏，“使者项背相望”，与宋高宗赵构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行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哥舒翰迫不得已乃抚膺恸哭，于六月四日率兵出关。唐军出潼关后，遇崔乾祐军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西原南靠山，北阻河，隘路长七十里。
崔乾祐伏兵于险要处，正面只以万余人迎战，或疏或密，或进或退，唐军皆望之而笑。而崔乾祐则控精兵于其阵后。哥舒翰见安军兵少，促诸军前进。
王思礼率精兵五万在前，李承光率十余万人继之，哥舒翰率三万人在黄河北岸指挥。双方交锋后，安军收旗如将逃遁，唐军松懈，不为备。
不久崔乾祐的伏兵突然而出，从山上投下木石，击杀唐军很多。因路窄，唐军不能展开，进展缓慢，哥舒翰以毡车在前开路。
过午，东风起，崔乾祐以草车数十辆，塞住毡车而烧之。顿时烟雾弥漫，唐军不能张目，聚弓弩乱射。日暮矢尽，才知当面并无安军。
崔乾祐派同罗骑兵从南山迂回，击唐军之后。唐军首尾惊乱，不知所措，于是大败。士兵或弃甲藏于山谷，或被挤下河淹死，哥舒翰仅率数百骑西渡河逃入潼关。潼关前有三道堑壕，每道宽两丈，深一丈，溃兵入堑中，倾刻垫满，后到者踏尸而过，唐军退入关中的只八千人。
崔乾祐紧追不舍，抢占了潼关。哥舒翰降了安军，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郡(均在潼关西，渭水南北)防御使皆弃郡逃走，守兵溃散。
潼关失守，长安乱成一团，唐玄宗只带杨贵妃姊妹及皇子皇孙，由陈玄礼率禁军掩护，悄悄弃城出延秋门而去，众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将士饥疲愤怒，因祸由杨国忠而起，将其击杀，并逼唐玄宗缢死杨贵妃，之后西行入蜀。
马嵬坡
七月，太子李亨率侍从官员步骑两千到达灵武。灵武地处黄河河套上游，水草丰盛，是朔方节度使的驻所，历来是控制西北的边防重镇，又是南下关中，东山晋冀的战略要地。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即帝位，即唐肃宗。从此肃宗就以灵武为基地，调整战略部署，整军经武，准备反攻。
唐玄宗之所以执意让哥舒翰出关攻击安䘵山叛军，分析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各方势力逼迫唐军轻出潼关，背后有十分深刻的经济原因。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唐太宗时，高级文武官员仅642人，唐高宗初增至 13465人，唐玄宗时又增至17686人。
官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长安城的官员家属数量也呈几何增长；府兵制破坏后，护卫长安城的十几万中央禁军全靠国家财政拨款；大军在陇右、河西等地与吐蕃抗衡，也需要大量粮饷；加上天宝年间达官贵人普遍生活奢靡，导致一年输送进关中的数百万石粮食依然不够消耗。
关中粮食消耗的急剧增长，使得唐王朝越来越依靠从关中以外地区输送来的钱粮物资。那时，漕运将粮食集中于洛阳附近的含嘉仓，然后陆路运送至关中，或经开封入黄河再转渭河入长安。安史之乱后，紧急启用经汉水上溯转旱路入长安的线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叛军将唐军压制在潼关内，切断了漕运物资经洛阳至长安的通道，大量物资只能转道秦岭，大大增加了运输难度和成本，也造成输送到长安的物资急剧减少，这让整个大唐朝堂十分担忧。
不仅皇帝想尽快收复洛阳，恢复原有运输途径，朝中大臣们也迫切希望打通潼关交通线。这才是哥舒翰被迫出潼关的根本原因。
大唐的奢华
其二，从政治上看，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番改革，开元之治，朝野歌功颂德，唐玄宗意满志得，以为基业稳固，可以安享太平。
他不相信一个边帅敢于反对大唐天子，更不相信他一手提拔，宠信无比的安禄山会造他的反。一旦叛乱的消息证实，当然震怒不已。
安䘵山叛军摧腐拉朽，长驱直进，特别是攻占东都洛阳，更无情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的情绪是盛怒急躁，他的方针是早日平叛。
洛阳的得失还关系到唐玄宗的政治威信。如果能收复洛阳，关中则会安全很多，不用担心叛军会随时破门而入。还可以将战线拉平，震慑不安分者。
而反攻的失败，使唐玄宗剩余的最后一点政治权威也失去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连杨贵妃都保不住，更不用讲太子李享逃出了他的控制，自说自话地在灵武继了皇帝位。
再次，由于杨国忠出于私利误导唐玄宗。因为杨国忠怀疑哥舒翰坐拥大军于潼关，想联合太子的势力一起对自己发难。杨国忠的这一判断，可能来自于他与军队系统势如水火的自我认知。被叛军势力和朝廷将领共同嫉恨的臣子，杨国忠算第一人。
安禄山起兵造反原因之一，就是与杨国忠有尖锐的政治矛盾，他们是打着诛杀杨国忠的名号攻城略地。唐王朝平叛军将领也对杨国忠充满怨恨，不但因为其主政时期削弱军方势力，大肆插手军队内部，也因为他是导致高仙芝、封常清之死的间接凶手。
太子李亨自天宝五年(746年)遭到李林甫和杨国忠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太子又连遭倾轧。在潼关失陷前的那段时间里，与太子李亨的政斗，也使杨国忠非常担心哥舒翰会与太子联合。
安史之乱守城战
其实，杨国忠一直与哥舒翰非常要好。可哥舒翰在驻守潼关之初，以假书信使安思顺获罪被杀，家人流放岭南。哥舒翰的这种阴狠毒辣，让素以为了解其行事作风的杨国忠，感到前所未有的意外和惊恐，生怕自己成为其下一个目标。
杨国忠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哥舒翰的部将个个做梦都想杀掉杨国忠，经常劝哥舒翰除掉他。只是，哥舒翰认为这样做会成为安禄山第二，不答应罢了。
因此，杨国忠出于自保，轻信片面情报，决定误导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出关。他劝说唐玄宗：“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
第四，安史叛军示弱诱敌。当时，安庆绪攻潼关不克，叛军被哥舒翰困在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祐将老弱病残屯于陕郡，欲诱唐军出关弃险野战。
五月，玄宗听闻叛将崔乾祐传出的谣言——“兵不满四干，皆赢弱无备”，于是遣哥舒翰出兵收复陕州和洛阳。
哥舒翰上书表奏，劝诫道：敌军兵力空虚的消息是虚假的，潼关的唐军现在战斗力很差，只能防守，无法进攻。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他们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
潼关之战
但这一建议与唐玄宗迅速收复洛阳的意图相左，自然听不进去。
唐玄宗根本不承认当时在陕洛主要方向上，安禄山军力比自己强大，根本不接受采取战略防御而后转入战略进攻的建议，他所需要的是开关出击，会攻洛阳，直捣范阳，一举成功。
用兵以主力碰主力，已是拙劣的战略，何况他更是以劣势的兵力去硬碰优势的敌人呢！这就是他失败的军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