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往日的兴盛不再，世人对这一时期的印象就剩下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牛李党争”这几个关键词，仿佛唐王朝自这一时期就直接走向了灭亡。

而实际上，从平定安史之乱到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其间大唐帝国还走过了漫长的一百四十四年，甚至比初唐和盛唐的时间总和还多出了近十年。

在很多人眼中，藩镇是大唐帝国灭亡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些藩镇将昔日强盛的帝国一步步拖入了灭亡的深渊。在诸多藩镇中，河朔藩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们由安史旧将演变而来，占据着伪燕政权的根据地河北地区。

安史之乱

从唐代宗开始，历代皇帝为收复河朔做出了许多努力，既有志大才疏的唐德宗讨伐藩镇，又有虎头蛇尾的唐宪宗“元和中兴”，也有受困家奴的唐中宗壮志难酬，其间更有李晟、马燧、裴度、李愬等无数能臣猛将的助力，然而最后换来的只是唐武宗、唐宣宗不得不默许河朔诸镇的独立地位。

随着进入长安的冲天香阵，大唐帝国走向了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以朱温、李克用为首的军阀争霸，而河朔诸镇也伴随着大唐帝国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了衰落，其间虽然有罗弘信、刘仁恭等人拼死抗争，但终究难逃衰亡。

直到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将曾经纵横河朔的魏博彻底拆分成三个部分，意味着曾经风光一时的河朔藩镇彻底覆灭。它们纵横河朔大地一百多年，也曾涌现出无数的乱世奇雄，存在的时间甚至延续到大唐帝国灭亡之后，但终究没能逃过灭亡的命运。

唐代军士

然而，河朔三镇之所以能够撑过一百多年，毕竟是有其历史的原因。

其一，古代综合实力体现在人口与钱粮上，这决定了唐廷难以居重驭轻。到了唐代，由于关中地区开发过度，造成水土流失，可承载的人力已经不如两汉时期。当时，河北有人口1035万，要远远大于关中的335万。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官军和叛军在关中、河洛、河北反复拉锯，把唐朝精华地带打成一地焦土。每年还要从外地调配大量的资源支持关中，转运不及时，甚至于天子还要带着百官从长安到洛阳就食。而河北和江南是唐代的两个钱袋子，而河北的清河粮仓号称“天下北库”。

同时，为了平安史之乱和对付安史余孽，以藩制藩，唐朝的节镇越设越多，至元和年间达到48个。节度使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节镇越多，朝廷控制的地盘就越小，就越难以控制各节镇。

节度使

其二，玄宗朝唐代府兵制解体，中央军事实力的基础瓦解。到了开元年间时，关中、河洛遍布的庄园都是达官显贵的私产，由于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导致唐代府兵制解体，不得不采用募兵制。

玄宗热衷开边，通过军功武职可以成为个人晋升的良好途径。河北藩镇兵士保持了常年备战状态，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刀兵入库多年的中央军。

而且，河北节镇由于边事，土地兼并还不那么严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均田制。因此，藩镇的牙兵成了有产的士兵，这倒是和唐初的府兵制在经济形式上类似了。这也是边兵战斗力强悍的重要原因。

比如人称“长安天子，魏博牙军”的魏博牙兵，是世袭制的职业军人，并自发结成了利益联盟，要是对藩帅不满，可随意废之，以维持他们的利益不变。

唐代军士

其三，“不怕秀才造反，就怕秀才从贼”。河北是北魏、北齐的统治核心区，山东历史上高门大族频出，在北魏北齐的朝廷中都有不少累世高官。但是，唐初天下平定后，资源分配和人才的上升渠道被关陇集团垄断了。

当人才上升通道被堵死，新朝不如前朝这种落差感在不断的累积时。他们离开花花世界的长安洛阳跑到苦寒的边塞去进幕府做参军，以求在边塞建功立业，功成名就后能衣锦还乡。

因此，安史手下有大批精英知识分子出谋划策，如河北沧州人严庄、幽州人高尚与突厥人阿史那承庆，一同密谋了安禄山的叛乱。

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依然有大量不得志的士人以门客智囊的形式被军人所掌握。当地方军阀、中高层门阀、各级军官和智囊，以及军士都准备后，在朝廷虚弱时，也就有了搅动天下的实力和时机。

天下震动

最后，唐廷与节镇之间的默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河北的高门大族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反而能进入中央。比如，清河(今河北故城县)崔氏在安史之乱前只出了两位宰相，而在安史之乱过后陆续出了八个宰相。博陵崔氏出了十五个宰相，赵郡李氏出了十七个宰相。

事实上，唐廷与河朔三镇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直维持到了晚唐。这种默契就是河朔三镇表面上仍然尊奉唐朝皇帝，“岁时贡献如职”；而唐朝则默认河朔三镇的割据统治，赐给他们官职，还与他们进行联姻，有多位唐朝公主都嫁到了河朔三镇。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如宋朝学者所说的那样，“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因此，随着河朔三镇的衰败，唐朝最终也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