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问原配毛福梅有何愿望，毛：只要你还我经国
1936年，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经过各方斡旋，蒋介石终获释放。回到故乡奉化溪口休养期间，蒋介石住进了老宅，而在这里，一直默默生活着一个人——他的原配夫人毛福梅。
此时的毛福梅，已是两鬓斑白的55岁老妇，但她依然事事亲力亲为地照顾着这个抛弃了自己的男人。看着她忙碌的身影，蒋介石心中突然涌起一丝愧疚，主动提出要补偿她。
然而，这位饱经沧桑的女人，只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母亲十二年来日日思念的心酸，也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案：为什么这对母子，会被迫分离这么多年？
一、蒋家往事：从奉化溪口到上海滩
清光绪十八年，浙江奉化溪口镇的玉泰盐铺里，传来阵阵喜庆的锣鼓声。镇上人都知道，这是蒋家的大公子要成亲了。新郎蒋介石年方十四，新娘毛福梅却已十九岁，这桩婚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议论。
＂瑞元要娶亲了！＂街坊邻居纷纷议论着这位从小就被称作＂瑞元无赖＂的少年。蒋介石的表字叫＂中正＂，小名＂瑞元＂，因为从小顽皮，经常爬墙掏鸟窝、在街上追逐打闹，所以得了这个绰号。
这桩婚事的背后，还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原来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对表妹毛阿春一见钟情，托母亲王采玉去说媒。不料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这样的败家子，我就是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一个！＂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王采玉的心。作为一个寡妇，她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如今却被亲戚这般羞辱。于是她立下决心，一定要尽快给儿子找个媳妇，让那些看不起他们母子的人开开眼界。
就在这时，住在岩头村的毛福梅进入了王采玉的视线。这个老实本分的姑娘出身农家，虽然年长蒋介石五岁，但正合王采玉的心意。在当时的农村，女子到了十九岁还未婚配，已经算是＂老姑娘＂了。
婚礼当天，毛福梅穿着大红嫁衣，乘着花轿来到蒋家。当地的风俗是要放炮仗庆贺，不料新郎蒋介石却像个孩子似的，听见鞭炮声就兴奋地跑出去捡炮仗残骸。在场的长辈们看在眼里，不由得直摇头。
新婚之夜，更让毛福梅伤心。小小年纪的蒋介石闹着要和母亲睡，任凭长辈们怎么劝说都不肯进洞房。这一夜，毛福梅对着红烛独自垂泪，但她并未放弃希望，反而更加用心地照顾起这个年幼的丈夫。
婚后的日子里，毛福梅不仅要做个妻子，还要像个姐姐一样照顾蒋介石的起居。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操持家务，又要照顾婆婆王采玉。渐渐地，蒋家母子对这个勤劳能干的媳妇都有了几分依赖。
1906年，蒋介石考入浙江求是书院。毛福梅特意搬到杭州城里陪读，还争取到了在女子学堂旁听的机会。她暗暗打算，若是能读些书，或许能缩短与丈夫之间的差距。谁知不久后蒋介石因打架斗殴被开除，这个学习的机会也随之成了泡影。
就在这时，蒋介石得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临行前，他对毛福梅说：＂等我学成归来，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这句话，毛福梅记在心里，却不知道这竟是他们婚姻生活的转折点。
二、命运转折：一纸离书与母子分离
1911年的上海，已经不是那个只靠买办起家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光鲜亮丽的十里洋场，有络绎不绝的革命志士，更有无数年轻人追逐梦想的舞台。蒋介石来到这里，很快就被这座城市的繁华迷住了。
在上海，蒋介石结识了一位名叫姚冶诚的女子。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仅容貌出众，更重要的是她背后有着显赫的家世。姚家在上海滩经营多年的丝绸生意，与当地的洋行往来密切。与姚冶诚的交往，让蒋介石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就在这时，溪口老家传来消息：毛福梅有了身孕。王采玉立即写信催促儿子回家。蒋介石虽然回去了，但与毛福梅的关系却已经出现了裂痕。一次争执中，蒋介石甚至对已怀孕七个月的毛福梅拳脚相向，导致她差点流产。
1910年，在王采玉的督促下，毛福梅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蒋经国。但有了孩子并没有挽回这段婚姻。蒋介石在上海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加入了同盟会，认识了孙中山，还结识了一批政商界的重要人物。
1919年，在上海青帮大佬张静江的家中，蒋介石遇见了年仅十四岁的陈洁如。这位出身于盐商世家的少女，不仅美貌动人，更重要的是她的家族背景能为蒋介石的政治抱负提供助力。两年后，蒋介石与陈洁如秘密完婚。
这一年，王采玉去世了。失去了最后一个维系的纽带，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1927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回到溪口老家。这一次，他不是为了团圆，而是为了提出离婚。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毛福梅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让我保留蒋太太的名分，你在外面怎样都可以，我绝不过问。＂但这个请求最终未能得到同意。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美龄相识。
宋家三姐妹在中国可谓是声名显赫。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如果能迎娶小妹宋美龄，不仅能获得宋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更能打开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大门。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订婚仪式。为了这场婚事，不仅毛福梅被离婚，就连陈洁如和姚冶诚也都被一一抛弃。宋家提出的条件很简单：蒋介石必须是一个＂干净＂的单身汉。
离婚后的毛福梅，唯一的寄托就是儿子蒋经国。然而，命运再一次和她开了个玩笑。1925年，十六岁的蒋经国被父亲送往苏联。临行前，毛福梅拉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要常常给娘写信。＂这一别，就是整整十二年。
三、远赴苏联：十六岁少年的异国求学路
1925年的一个深秋，上海码头人声鼎沸。一艘开往苏联的轮船即将起航，甲板上站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少年，他就是年仅十六岁的蒋经国。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中，毛福梅的身影格外显眼，她一直挥手目送着渐行渐远的轮船。
这趟远行，表面上是为了求学，实际上却暗藏玄机。当时的国民党正在推行＂联俄容共＂政策，蒋介石需要向苏联表示诚意。他选择将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送往莫斯科，既是一种政治表态，也是对儿子的一种考验。
抵达莫斯科后，蒋经国先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立的，校园里既有来自中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也有不少国民党高层的子弟。
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冬天，蒋经国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中除了叮嘱他要照顾好自己，还夹带了一张照片：那是毛福梅和他在溪口老家的合影。这是母子俩唯一的一张合影，也成了他们分离期间最珍贵的纪念。
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大量共产党员被迫逃往苏联。此时的蒋经国已经转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一些知道他身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对他投以异样的目光。但令人意外的是，蒋经国不仅没有因此退缩，反而更加刻苦学习。
就在这一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完婚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这封信后来被毛福梅珍藏多年，直到她去世时还放在枕边。
1929年，蒋经国被派往乌拉尔地区的一家工厂实习。在那里，他不仅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跟苏联工人同吃同住。这段经历让他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
远在溪口的毛福梅，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邮递员的到来。儿子的来信总是详细地讲述着他在苏联的见闻：严寒的冬季，忙碌的工厂生活，以及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但随着时间推移，信件渐渐变少了。
1931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蒋经国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他已经在苏联找到了工作，还认识了一位叫芙芳妮娅的姑娘。这位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这个消息传到溪口后，毛福梅立即给蒋介石写信，希望能让儿子回国。但蒋介石并未回应。此时的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已经紧张，蒋经国的处境也越发艰难。
1932年后，蒋经国与母亲的通信变得更加稀少。有时甚至几个月都收不到一封信。毛福梅开始托人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但在那个年代，能够打听到苏联消息的渠道实在太少。
四、新的发现：档案里的秘密电报
1935年的南京，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室灯火通明。这里保存着一份特殊的档案，上面写着＂溪口毛氏行动记录＂。这些记录详细记载了毛福梅这些年来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她与苏联方面的任何可能联系。
档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电报副本，日期是1933年10月15日。电报显示，毛福梅曾通过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远房表亲，试图联系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她想打听儿子的消息，却被特务部门察觉。随后，特务部门在溪口老宅附近安排了专人盯梢。
另一份dated1934年2月的报告记载，宋美龄派了一位管家模样的人来到溪口，带来了一笔钱财，表面上是蒋介石的抚恤，实则是要求毛福梅不得再试图与苏联方面联系。这份报告的批注上写着：＂此事需严密监控＂。
在档案的第三卷里，有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情报。情报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成家，还有了一个女儿。这个消息很快就被送到了宋美龄的案头。宋美龄在这份情报上批示：＂此事暂勿告知蒋先生，以免影响其工作。＂
1935年春天，一位化名＂老王＂的特务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报告中提到，毛福梅每月都会在固定日期到溪口邮局守候，希望能收到儿子的来信。报告最后建议：＂建议继续监视，但无需采取其他行动。＂
同年夏天，一份加急电报引起了特务部门的高度重视。电报显示，有人在上海法租界发现了一个疑似苏联间谍的中国人，此人自称认识蒋经国。特务部门立即加强了对毛福梅的监视，担心她会与此人取得联系。
在一份标注为＂绝密＂的文件中，记录了宋美龄对蒋经国问题的态度。她认为蒋经国在苏联待得越久，对国民党越不利。但如果贸然召回，又担心会带来政治影响。这份文件的最后写道：＂暂时维持现状，伺机行事。＂
1936年初，一份来自南京的密令改变了特务部门的监视策略。密令要求：＂即日起撤销对毛氏的全天候监视，改为定期汇报。＂这个变化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日本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共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西安事变后，这些秘密档案被紧急转移到重庆。在搬运过程中，一位档案管理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信封。信封里装着毛福梅写给蒋介石的三封信，都是请求让儿子回国的。这些信从未被送到蒋介石手中，而是被特务部门截留在档案室里。
这些尘封多年的档案，揭示了一个母亲十二年来的艰辛等待，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档案的最后一页是一份简短的报告，记录着1937年毛福梅终于等到儿子回国时的情景。
五、最后时光：轰炸中的永别
1937年3月的一个清晨，溪口老宅门前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十二年未见的蒋经国，终于带着妻子芙芳妮娅和女儿回到了故乡。当毛福梅看到儿子的那一刻，她紧紧抱住了这个已经长成大人的孩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芙芳妮娅是个典型的斯拉夫女子，金发碧眼，身材高挑。她用生涩的中文喊了声＂妈妈＂，还献上了一条精美的苏联围巾作为见面礼。蒋经国的女儿金娜已经四岁，虽然不会说中文，但天真烂漫的笑容很快就赢得了外婆的喜爱。
毛福梅亲自下厨，准备了一桌家乡菜。她特意做了蒋经国小时候最爱吃的溪口笋干，还有他离家前常点名要吃的酱鸭。饭桌上，蒋经国一边吃着家乡菜，一边用俄语向妻子介绍每道菜的来历。
这段短暂的团聚时光里，毛福梅每天都会早早起床，为儿子一家准备早餐。她还带着孙女金娜在溪口的街巷里穿行，给她买糖果，给她讲故事。虽然语言不通，但祖孙俩的感情却在这短短的日子里迅速升温。
然而好景不长，全面抗战爆发后，蒋经国接到命令，必须立即赴任江西。临行前，他特意带着妻女来到老宅，向母亲告别。那天，毛福梅站在大门口，目送着儿子一家远去，久久不愿离去。她不知道，这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儿子。
1939年，日军加紧了对浙江的空袭。12月12日清晨，溪口突然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毛福梅正在院子里晾晒被褥，听到警报后，她并没有立即躲进防空洞，而是执意要先收完衣服。就在这时，一枚炸弹落在了院子里。
爆炸的冲击波让老宅的围墙轰然倒塌，断垣残壁将毛福梅掩埋。当地的乡亲们冒着炮火赶来救援，但为时已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儿子从苏联寄来的所有信件。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蒋经国立即从江西赶回溪口。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他跪在母亲的遗体前痛哭失声。在安葬母亲的地方，蒋经国竖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只刻着四个字：＂母爱如山＂。
这块石碑后来在战火中损毁，但当地的老人们仍然记得，每年清明节，蒋经国都会派人来祭扫母亲的坟墓，直到他无法再回到大陆为止。而那个装满信件的布包，被乡亲们找到后交给了蒋经国，成了他永远珍藏的遗物。
在毛福梅的葬礼上，来了很多溪口的乡亲。他们记得这位善良的女人生前常常接济贫困的邻里，也记得她含辛茹苦地等待儿子归来的那些年。有位老人说，每当听到邮递员的脚步声，她总是第一个跑到村口去迎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