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满清王朝倒塌前，汤若望和南怀仁制造的大炮一直是满清帝国兵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怀仁的大炮铸造厂在他1688年去世后继续运作，他的设计也至少在中国使用到了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2)。
虽然对这项工作的直接了解相对有限，但关于西方人技能的消息传开了。
在1740年代，第一次金川战争时候，当被围困的清军在靠近西藏的四川省与金川起义军分子作战时，其中有人认为，耶稣会铸炮匠人可能前来救援，不过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样的计划。
三十年后，第二次金川战争死灰复燃，清军在与他们的战斗中，有谣言称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派了一支军队准备加入金川起义军一方，这一传言毫无根据，但让清军大为震惊。
虽然在那场战争中，俄国军队并没有为金川起义军出战，但乾隆皇帝沿袭了他祖父充分利用传教士军事知识的先例，我们可以从1772年从北京传教士写给罗马的记录中看到这一点：“根据（乾隆皇帝的）命令，我们教堂的神父们有时被召去协助炮兵演习。
在其他时候，我们被要求搞清楚那些欧洲商人带来的不同武器的用法，广东的官员们把这些武器呈送给他们的乾隆皇帝。
最后……我们的神父……有人问他们是否能像过去那样铸造炮弹，他们回答说，目前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做。”
换句话说，直到1770年代，耶稣会传教士可能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不仅成了制造武器的帮凶，还成了向清朝出售武器的帮凶。
当然，乾隆皇帝认为他们是军备专家，而传教士们似乎并没有阻止这种观点。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皇帝对计划保卫北京的一位传教士很感兴趣，但它也引起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满：“他提出要做（这个计划）以减轻负担……皇帝采纳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向他解释一下，也许可以立刻执行。但是他的大臣们想找它的毛病；他们批评了它的每个部分。此外，我们（耶稣会士）担心在欧洲，我们会被指责‘教异教徒战争的艺术’。”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与大川河附近的金川起义军的战争中，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傅作霖再次帮助清政府使用大炮来对付金川起义军军队。
清军在陡峭的山路上运送重型大炮时遇到了困难，无法摧毁金川起义军在深山中的碉楼。
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工匠们携带数千块金属铸锭跟着军队，在有需要的时候和场合锻造成大炮。
他们的目标是制造可以在山区使用的可移动大炮，但又要足够强力和精确，以摧毁金川起义军的碉楼。
乾隆皇帝下令葡萄牙人主管钦天监，神父傅作霖(1731—1781)在1774年奔赴前线，设计并解决大炮的铸造与炮距测量问题，我们可以从皇帝的命令中看到这些：“以前我们用臼炮攻击（金川起义军的碉楼），从而加速了我们的胜利。
我们派遣鄂弥达将炮弹、大炮设计图和测距运到前线。如果他们的测距非常准确，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擅长测距……”
这些再版并详加注释的设计（图）很可能出自南怀仁之手。
傅作霖到达金川前线后不久，就进行了各种测距，主要是测量大炮发射的角度，正如南怀仁在其专著中所讨论的。这样就有可能使发射大炮的误差更小，从而使对敌军碉楼的炮轰变得更加有效。
不久之后，清政府的工匠们又制造了一种新的大炮，可能是根据傅作霖带来的设计所做的，也可能是在他的实际监督下制作的。
乾隆皇帝和其祖父康熙皇帝一样对使用外国的科学技术没有任何不安，当他认为这将帮助他赢得一场战争时，他没有任何犹豫。
我们必须考虑到，就像18世纪的欧洲人有时做不到的那样，皇权——国内控制和国家安全——是清朝鼎盛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