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中共鄂西特委为总结斗争经验，统一党员、干部思想，迎接新的斗争，在石首袁家铺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历时9天。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作出了关于军事工作、党的组织问题、鄂西党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农民运动、土地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由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9人组成的鄂西特委。
在这期间，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特委将鄂西游击总队整编为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第1、第2两个纵队，共11个中队，约5000人，枪1000余支。为了执行中央确定的与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4军会师的计划，特委派万涛去湘鄂边迎接红4军。
1930年1月，蒋、冯、阎大战如箭在弦上，无暇调重兵进攻红军，特委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行动。党中央为了加强鄂西武装斗争的领导力量，特派中央军委巡视员柳直荀(当时叫柳克明)以及孙德清、许光达等到鄂西，不久，即决定对游击武装进行整编，指示第1、第2纵队立即会合于监利汪家桥。
会师后，独立师按中央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孙德清任军长(孙因病未到职，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纵队以下组织不变。
第1纵队纵队长段德昌，政治委员王鹤；
第2纵队纵队长段玉林，政治委员许光达。
红6军成立后，声势大振，积极行动，迅速扫除了苏区内部敌据点，巩固了根据地，大大鼓舞了广大军民。
2月20日，红6军主力在邝继勋、段德昌、段玉林的指挥下，兵分3路，攻占了潜江县城，部队做了3天群众工作后向沔阳方向移动，选择有利地区隐蔽待命。
特委专门召开了会议，决定尽快攻下郝穴镇，为迎接贺龙的红4军创造条件。郝穴是荆江北岸重镇，水陆交通方便，记得当时镇内已有电灯。
由于部队活动频繁，加上白色恐怖，特委同党在郝穴镇的地下党一时联系不上，周逸群等同志很着急。为此，周逸群派人找我到红6军军部，和段德昌一起同我谈话。
周逸群说：“迎接贺龙同志的红4军过江，是党中央的决定，任务重大。我们决定打下郝穴，控制这一带渡口，以保证贺龙和红4军顺利过江。
由于郝穴方面的同志没有把情报送来，我们决定派你去接上关系，了解敌人在那里的兵力部署以及人员装备情况，以便我们确定作战方案。”
临行前，周逸群交给我一块龙头银元，让我带上，去找一位摆小摊卖杂货的黄姓麻脸中年人。联络暗号是用银元换81块铜元，对方说只能换71块。
第二天清早，我就赶到郝穴镇外。那天正逢赶集的日子，沿途小商小贩很多，赶集的老百姓也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我混在人群中，顺利通过了敌人岗哨。进入郝穴镇后，便按周逸群指示的方位直奔内河第2码头。可是找遍了所有摊位，也没有找到黄姓麻脸的中年人。
军情紧急，贺龙率红4军东下的日子日益迫近，我十分焦急。为了不误大事，我决定先把郝穴镇内敌人的情况摸清。于是，我顺便买了些日用品拿在手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郝穴分别通往普济观、白马寺、胡家场方向3处敌驻军情况侦察清楚，然后继续寻找那位黄先生。
后来，从河边洗菜的老妇人口中得知，黄先生被敌人抓走了，他的妻子带着小孩回了娘家。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天黑前离开郝穴镇。
临行前，我在镇内买了一本书和一张学生用地图，同赶集的人一同离开郝穴。
返回红6军军部后，我把情况向周逸群、邝继勋、段德昌等作了汇报，并把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
我对他们说：敌人在郝穴的兵力分布3处，驻军各200人左右，构筑了工事，设置了鹿砦等障碍物，加之敌人装备好，红军强攻会有较大伤亡。
为此，我建议利用敌人对南面临江警戒不严的机会，派小分队化装乘渔船从长江上、下游逼近郝穴，待主力打响后，从水路进攻的小分队迅速动作， 一举打乱敌人部署，与主力两面夹击，合歼敌人。我汇报完情况后，周逸群等连夜开会，讨论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3月上旬，红6军从沔阳地区出发，向郝穴方向运动。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行军，派出的武装小分队也先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
7日深夜，从长江上、下游对开的小分队乘渔船会合于郝穴镇外。周逸群、邝继勋、段德昌等指挥红军分成5路，直抵郝穴郊外。
拂晓前，随着一声枪响，红军主力在渔船小分队配合策应下直扑郝穴，一时间杀声四起，枪声大作，镇内敌军慌作一团，有的反动军官还未穿上衣服就当了俘虏。我军奇袭郝穴镇，俘敌军40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弹。
为了迎接贺龙的红4军，培养军队和地方干部，发展苏区的革命斗争，特委和周逸群在此举办了200余人的党员培训班。按照特委的决定，江陵县委书记彭之玉在白马寺主持了200余人共青团员的培训班。
早在年初，特委和周逸群同志就有让我担任共青团江陵县委书记的考虑。为此，周逸群指示我参加在白马寺举办的培训班，并指定我任组长。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特委考虑到红6军与红4军将要会师，便命令我们带培训班的同志参加准备迎接贺龙红4军的各项筹备工作。我们按照特委的指示，迅即深入江陵、公安交界的江岸农村，动员船只，组织船工，筹粮筹款。
7月4日，红6军、红4军在公安会师。
随即，两军相继横渡长江，进至普济观、沙岗一带。在普济观，宣布成立红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
红4军改为红2军，贺龙兼任军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邝继勋任红6军军长，柳直荀兼任政治委员。
红2军团成立后，特委和军团前委为了大力扩充部队，决定从地方干部中抽调一批人到正规红军部队中去。于是，我决定趁此机会，要求参加红军，便去军团部找周逸群。恰好周逸群正与红17师师长段德昌谈话。
周听了我的要求后，略一思忖，就答复说：“军团刚成立了一个医训队，有40多人，以后还要招收新学员，医训队同地方联系的事情多，你在地方工作时间很长了，有经验，你就去当队长吧!另外，医训队同野战医院一起行动，医院看护队的几十人，也由你负责。”
段德昌在旁边听了，高兴地说：“我赞成周书记的意见。”
我本来想到红军的战斗部队去，和敌人面对面地战斗，但周逸群一语定乾坤，我只得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周、段要陪同贺龙总指挥看望伤员，要我也随他们同行。
当时贺龙住在监利城外，路上遇到了总指挥部手枪队队长卢冬生。他见过周政委后，就同我边走边谈起来。他问我以前干什么,我告诉他种过地，打过鱼，参加革命后当交通员。
交谈中我得知他17岁当兵，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受党中央派遣，护送贺龙、周逸群来湘鄂西组织武装斗争。因是同龄人，说话也很投机，我和他从此结下了亲如兄弟般的友谊。
红军时期的卢冬生
到了总指挥部，见到了贺龙。当时，贺龙的大名威震湘鄂，会师后听过他在大会上讲话。这次一见，感到他的气度的确不凡，很注意军人仪表，说话非常豪爽。
贺龙听周逸群介绍我的情况，哈哈大笑，对我说：“我早知道你的底子了，是周政委告诉我的。我们想调你来，陈相波同志还舍不得。可你到底还是来了。”
周逸群和贺龙从总指挥部出来，我随他们一起来到监利城外的野战医院。所谓医院，除了几名医生及看护队、医训队的几十人外，全部家当不过一挑子器械药品。
见到张典吾、李谷生院长时，段德昌说：“我们从陈相波那里挖了一个人，送给你们当徒弟。”
周逸群向他们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后，贺龙说：“为了保证前方作战需要，又要搞好重伤员治疗，你们的野战医院要分成两个。我看，前方野战医院，张典吾当院长，余学艺当医务主任。后方医院由李谷生当院长，贺彪与汪伯洋医生一起搞好医训队。”
周逸群也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就这样，我从地方工作转入红军，在张院长、余主任领导下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江陵水乡。
当时的环境艰苦，条件自然很差。手术台用木马做架子，上边搁上门板。手术器械用煮沸法消毒，敷料用木蒸笼消毒。药台是用板凳和门板搭成的。当时药品奇缺，所有比较贵重的药品和手术器械用一个铁皮箱子装盛，大家视为命根子，由专人负责保管。
前方医院(也称野战医院)院长张典吾，山东人，曾留学德国，是中共湖北省委从武汉派来的。李谷生是位老同志，北伐战争时，在贺龙的独立第15师当过军医。汪伯洋、张继、余学艺等都是医学专科毕业生。
在当时，这些人就是我们红军的宝贝疙瘩了。医训队、看护队的训练，由院长、医生亲自授课。一间空屋，大家席地而坐，边讲、边听、边记录。学习内容，从军队卫生工作的地位，到医生道德，以及战场救护、药品使用、伤员管理等等。
有时，张院长把医训队带到病房，他一边给伤员做手术，一边讲解，结合实际，边学边干，对我们医疗技术的提高很有帮助。
作为医训队长、看护队长，周逸群还指定我负责共青团工作，主要是按照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门要求，组织共青团员和青年学习文件，传达上级指示，发展团员，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
那时，干部战士大都是小青年，个个生龙活虎、朝气勃勃，大家不怕苦累，不怕流血牺牲，谁有点思想问题，谈谈心就会解决，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复杂。
这年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
9月12日，党中央派邓中夏到湘鄂西苏区，取代周逸群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政治委员邓中夏到后，即命令主力部队集结洪湖。
10月下旬，红2军团按照中共长江局的指示，执行夺取常德，配合红1、红3军团攻打长沙的战略。部队渡江南征，连克南县、华容、藕池、公安等县镇，随后又攻下津市。不料，老天不作美，大雨滂沱下个不停，不多的雨具全给了伤病员，随军行动的医训队、看护队的干部战士个个淋成了落汤鸡。阵雨骤停，秋风萧瑟，大家冻得发抖。
一天，我们正在行进中，被策马赶来的段德昌军长看见了。段德昌爱兵如兄弟，他派人找来经理处长，责问说：“这些同志军衣没有发给，怎么连一件雨具也没有?”
经理处长刚要解释，张典吾院长走过来说：“段师长，部队发展很快，经理处长也有他的难处，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在津市，张院长同我商量了一下后，将医训队、看护队的人都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我们是从苏区来的，掌握医疗技术，搞好战场救护是本职工作。但大家还有两项任务，就是在宣传群众时，要学会扩大红军，还要筹措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
张院长讲过后，我将人员分成两组，给大家交待任务：扩大医护人员，筹措医药器材和其他物资。
我们分头行动，很快了解到津市有一家大同医院，另外还有一家张姓夫妇开的诊所。我们将情况报告了张院长和余学艺主任。大家商量后，就分头去大同医院和张家诊所做宣传工作，讲解党和红军的政策。
张医生夫妇分别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院的医学班和护士班，年龄不大，接触过革命思想，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由张典吾院长出面，请他们夫妇吃饭。张医生很高兴，还介绍了大同医院的女司药汤爱德，说汤在长沙读书时，因参加进步活动，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由于张医生夫妇及时通知了汤爱德，她逃出长沙隐蔽起来，才免遭反动派的毒手。汤接到邀请后，也高兴地来了。
另外，我们还请了大同医院的负责人作陪。席间，大家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经过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张医生夫妇不仅将药品全部交给红军，还志愿参加红军。汤爱德本是进步青年，当时还未结婚，也要求参加红军。她还主动向我们介绍了大同医院的药品库存情况。
张院长当即表示：参加红军，只要个人志愿，我们欢迎。这样他们3人都参加了红军。他们的药品，我们也以优惠价格收购。
经过做工作，用了近2000元银元，收购了一大批药品及一些医疗器械。另外，我还带着几位同志到津市中学去扩红，经过宣传鼓动， 一天就扩大了10多名新同志，补充了看护队。
经理处在津市还搞到一批布匹发给医院。我当即派出3人，找了几家裁缝铺，以优价请他们昼夜开工，为医院的全体同志每人做了内外衣裤和棉背心等。
一天上午，在从津市出发的路上，贺总、邓政委、段军长等看到医训队衣着焕然一新，非常高兴。
贺龙大着嗓门问：“张典吾，你们发财了!”
张院长说：“这都是贺彪的点子。他带人扩大了3名医护人员和10多名青年学生，还搞到一大批药品，我们的家底厚实多了。”
段军长问新扩大的同志的情况，当我汇报到医训队已派专人照顾张医生夫妇和汤司药的生活时，
段军长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样做很对。他们是有文化的人，又有医疗技术，参加到红军来，理应得到照顾。”
贺老总又嘱咐大家说：“逸群同志当时有话，你们可要记住，那就是还要学会医疗技术。部队打仗多，伤病员多，提高部队战斗力，你们责任重大啊 !”
红2军团奉命冒险渡江南征，占领津市，直逼澧州，国民党军十分恐慌。敌何键、陈渠珍急忙调兵遣将，向津市一带压来。红军腹背受敌，加之部队整编不久，装备又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严峻，前委只得决定放弃津市，撤围澧州，向石门进发。
11月13日，红军攻占石门后，抓紧时间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了石门县游击大队。前委决定建立石门临时后方，目的是为向常德进攻创立基地。
此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国民党重兵南调，企图歼我于石门、临澧地区。为此，在合口召开的前委会议上，贺龙和大多数同志主张主力应经公安撤回洪湖根据地。
这期间，活动在根据地的湘鄂西特委周逸群、万涛等，也数次致信邓中夏，认为红2军团不宜长期脱离根据地，孤军南征，而应依托洪湖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武装力量，逐步向外发展。
但邓中夏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武断地否定了贺龙以及特委和周逸群的意见，坚持再次攻打津市、澧州，以实现“左”倾路线执行者关于南征和夺取常德的方针。
12月1日，红2军团再次攻打津市，遭到强敌的顽强抵抗。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虽然拿下津市，但伤亡很大，红6军参谋长刘仁载英勇牺牲。
接着，红2军主力攻打澧州不克，伤亡却不小。敌援军向津市扑来，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津市，于9日转至松滋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
这时，医院收治伤病员500余人。由于医务人员太少，抢救任务极端繁重，有的伤员身上子弹还未取出，伤口还在流血，感染、化脓的也不在少数。
当时，伤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做手术、换药、查房，医生、护士都要跑来跑去，直忙得两天两夜未合眼。张典吾院长和余主任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习做手术，边做边讲，现场示范，使我们较快地掌握了一般的外科手术技术。
张院长又向贺老总建议，再招收一批青年战士到医训队学习，并充实一批到看护队工作，同时健全、充实各师、团的医务力量。
贺老总当场拍板同意，并请孙德清参谋长负责，派人下部队挑选学员，尽快落实补充医务人员的计划。
我参加红军前，在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时，即经常同部队的领导同志接触，故红2军团的领导大都认识我，也都认为我已经是共产党员。公安会师后，我离开地方到部队工作，周逸群、陈相波又未随军行动，也未及时向红军党的领导机关提出我的党籍问题。这样，我由共青团转党的事情就拖了下来。
只是，医院党的活动，总是让我参加。在松滋，一天贺老总、柳直荀主任和手枪队队长卢冬生来医院看望伤病员，柳主任问我：“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是你吗?”
我说：“我还未转党呢!”
柳主任很惊讶。卢冬生忙问是怎么回事。
我说，军团政治部组织科刘科长要我先不转党，说这样可以共青团员的身份管理医院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作。
柳主任当即说：“这是什么道理，难道共产党员就不能管团的工作吗?”
他立即派人通知刘科长，要求他立即办理我转党的事。当天晚上，刘科长来医院，召开党员会议，由卢冬生、余学艺作介绍人，全体党员一致通过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几天以后，党员召开大会，又选我任党支部书记。这样，我不仅要管好医训队、看护队，学好医疗技术，还要管好医院党的工作，担子实在不轻。有时忙得连轴转，一仗下来，伤病员一多，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常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