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苏俄政权建立不久，就发生了一起法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案件。一个叫赫瓦托夫的人，假托苏俄政权的名义，伪造了一个《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并从中渔利。这个案子对西方一夫一妻的人伦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给苏俄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苏俄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竟然把赫瓦托夫放了。这一放不打紧，由此给苏俄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名誉损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918年初，地方报纸上赫然刊登了《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这个法令里的一些内容，鉴于有伤风化，我在这里就不讲了。不过，我说一个词，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所谓的“共产共妻”中的“共妻”。这张报纸出来后，迅速被张贴到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中，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
苏俄政府最初并没有注意，而是一些已婚妇女愤怒地开始了自发调查。通过调查，她们发现，这条法令，最初是一个名叫赫瓦托夫的布店小老板登在报纸上并贴出来的。
赫瓦托夫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不但贴出了法令，而且还率先实施起来。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村子里，买下了一处木屋，起名为“爱宫”。
“爱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会员的男子居所，一部分是女子居所。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爱巢”。作为会员的男子，每次只要支付100卢布，就可以“心想事成”。
已婚妇女们把赫瓦托夫“爱宫”里不堪入目的画面进行了曝光，一些不满苏俄政权的媒体，也借此大肆渲染，以此来抹黑新生政权。
在媒体发酵之下，苏俄政权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由于当时苏俄政权刚建立，百废待兴，各方面都很乱，因此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不是颁布过这样的“法令”。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根本没有这样的法令，这一切，不过是赫瓦托夫伪造的。赫瓦托夫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寻欢作乐，另一方面是为了从中渔利。说白了，他其实就是想借此开一家“妓院”而已。
苏维埃政权立刻逮捕了赫瓦托夫，并将他移交给了法庭审判。
到了开庭的时间，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次案件的司法配置规格非常高。
首先，法官莫基拉是一位久经革命考验的老红军战士，他在内战爆发后，多次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有着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尽管他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胳膊，但他也因此德高望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里，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作为法官助理的人民陪审员，也较之前要多出数倍之多。他们大多来自军队和党政机关，并被要求积极参与到案件审理的过程之中。
另外，苏俄政府还委派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妇女部主任维诺格拉茨卡娅和著名的“党医”扎尔金德担任公诉人。
包括为赫瓦托夫辩护的人，规格都很高，他是国家救济人民委员会主席科隆泰，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另一位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拉林。
可以说，法庭上参与案件审理的，全是布尔什维克党里的中高级人员。
不但如此，人们还发现，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他们更多的是对这件事进行讨论，而不是对赫瓦托夫进行审判。
尤其是作为辩护律师的科隆泰，在为赫瓦托夫辩护时宣称，法令虽然是伪造的，但不能说它的存在没有意义。因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俄国一直处于沙皇的反动统治，受其影响，整个社会都自由散漫，毫无道德可言，男女关系也异常随便。赫瓦托夫虽然伪装法令，但该法令打破了资产阶级对性爱的控制，世广大劳苦大众的呼声，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精神。
科隆泰还认为，法令的本意，是推翻资产阶级的一种革命形式，只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但这完全是因为缺少革命经验，才出现的无心之过。因此，科隆泰强烈表示，赫瓦托夫不应该被判有罪，而只是应该把他从“爱宫”所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科隆泰的辩护发言，赢得了一部分赫瓦托夫支持者们的掌声。这些支持者中，除了男性以外，还有不少是年轻女性。
那么，这种损害妇女的行为，为什么年轻女性还会支持呢？
原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一些女性开始致力于女权运动。她们高呼男女平等，呼吁把女性从婚姻中解脱出来，才能让女性获得完全的自由。她们对苏维埃政权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在新社会里，女人才能获得真爱。
女权主义者对赫瓦托夫宣布的所谓的“法令”表示支持，认为这也是女性进步的表现。所以，当辩护律师科隆泰发言后，她们就在旁听席上高呼“赫瓦托夫是个好人”，强烈要求法庭应该无罪释放赫瓦托夫。
不过，一群已经有丈夫的已婚妇女，却不顾卫兵的阻挠，从门外冲了进来，愤怒地高喊着“亵渎神灵”“丧尽天良”，向赫瓦托夫和司法人员扔起了臭鸡蛋、烂白菜叶。就连德高望重的莫基拉，也没逃脱臭鸡蛋的攻击。
场面一度失控，直到后来，相关部门才赶紧调来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把制造混乱的妇女们驱离。
最终，经过司法人员长达数小时的讨论后，再加上科隆泰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地位最高。所以，他们最后一致同意采纳科隆泰的建议。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当庭释放赫瓦托夫，并将赫瓦托夫通过“爱宫”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不过，赫瓦托夫虽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无政府主义委员会，却因为他的原因，导致声誉受损。因此在他获释的第二天，他就被几名无政府主义者杀死在自己的店铺里。赫瓦托夫被杀后，无政府主义者们四处张贴告示宣称，他们这样做，是“正义的行为”，是对这个“色情狂”的正当制裁。
苏俄政权当时之所以没有严厉制裁赫瓦托夫，正如他们考虑的，是借此表达一部分民众的呼声，以此和当时还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抗争。再加上当时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法制也非常不健全，因此才是这样的结果。
不过，让苏俄政权没想到的是，他们没有果断处理这件事，却因此在俄国及世界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赫瓦托夫伪造的法令，不仅在俄国被媒体转载，还被国外媒体转载刊发。有一些媒体为了博眼球，还进行了各种添油加醋的诠释，使得很多人误以为，所谓的“共妻”，真是苏维埃的主张。
1920年，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特意来到莫斯科并见到列宁。到那时候，他才得知，那道荒唐的法令并非政府所为。回去后，他专门发表长文，对事情的真相进行了介绍。
但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来说，事情的真相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又可以利用这起伪造法令的案件大肆炒作，并进行各种歪曲夸大，对新生的苏俄政权进行各种抹黑。在这些无良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这起不实的法令，居然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甚至还写进了历史，这实在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