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掉自己的亲生子获利5000元开始，余华英尝到了犯罪的甜头，便由此开启了拐卖儿童的职业之路……
2024年10月11日上午，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
据律师透露，“在庭审的尾声阶段，余华英仅以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即‘我深深地伤害了众多家庭，希望法庭能够给予我宽大处理，让我有机会重新做人。’”
然而，余华英在法庭上的表现却是：眼神迷离，声音有气无力，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她就住在我们对面”“曾以为只是单纯喜欢逗孩子玩，没想到会对孩子下手。”这恐怕是所有受害人家属对余华英夫妇在作案前共同的印象。
“他们就住在我们小卖铺对面，没事就过来逗孩子，两个月就跟孩子玩熟了，没想到取得信任后就把我的孩子拐走了。”受害人李聪妈妈这样说到。
另一位受害人家属也表示，他们专挑认识的人下手。其中一位受害人的父亲称，“当年我搞工程，他们主动来我家吃饭，就因为我当时出去了，同时我媳妇和几个工人还在做饭没注意，就把我儿子带走了。”
因为人总有忙碌和放松警惕的时候，余华英夫妇就是充分摸清了受害人家属的作息，才能屡屡得手。
除了作案前的“作秀”，在作案后他们夫妇还会“装无辜”。在多数案件中，王加文与余华英商量好，余华英住在当地一家旅馆，王把孩子交给余，余把孩子拐到河北，王又回到现场，目睹受害人找孩子的整个过程。
据邯郸警方透露，余华英与龚某良这两名罪犯在邯郸市及周边地区频繁作案，他们通常选择在某个城市租住数周或数月，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寻找适合下手的儿童，然后把孩子后立即前往邯郸。
在与儿童建立初步联系之后，余华英等人会利用糖果、玩具等小恩小惠吸引儿童，然后趁机将他们带走。而这些受骗的儿童往往来自贫困家庭，父母可能是环卫工人、街头小贩或是靠回收旧物资维持生计的人，他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使得犯罪分子更容易入手。
当受害人家属发现孩子失踪时，余华英和龚某良早已逃之夭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掩盖罪行，他们甚至故意留下一些衣物、棉被等生活用品，不做任何整理就匆匆离去。
此外，为了便于迷晕儿童，余华英还会在冰棍、苹果等食品中添加安眠药，让孩子食用后陷入沉睡状态。
至此，加上一审判决认定的8起拐卖案、11名被拐儿童，被余华英拐走的儿童增加至17名。
无悔过表现，否认虐待儿童“我当时不懂法律才这么做，我都说过对不起了，因此我要上诉，我不想死。”这是余华英在面见律师时讲的话。
在初次审理案件的法庭现场，当辩护律师询问她是否再度见过其子时，她极其平静地回答说并未如此，从她的身体姿势以及面部表情来看，似乎她所谈论的对象并非其亲生骨肉。
在进行第二次审理前，她默念了准备好的陈词书中的内容，以此向受害人家属表达所谓的深切悔恨之情，并向审判席前和观众席的两侧各鞠躬致礼，但究其动作来看犹如提线木偶。
同样在庭审期间，余华英与受害人家属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紧张，甚至引发争吵。尽管余华英承认了涉及17名儿童的拐卖罪行，但是对于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实质性证据，或是声称忆不起相关细节，或者表示无法明晰，她通过在供述过程中故意规避那些对己方严重不利的关键环节，以“记忆模糊”为借口轻松逃避这些问题。
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年仅幼儿的杨妞花是被余华英带上北上列车的，母亲特意为她购买的精美绿毛衣被余华英强行摘除，取而代之的仅仅是两件轻巧的单薄衣物。
曾经的她吵着要回家，却面临着余华英的严厉恐吓：“若再敢任性胡闹，便将你从车上扔下去。”唯独记得在途中因内急想要如厕，却不慎弄脏了裤子，结果遭到了余华英的连踹十几脚。
当她们最终抵达河北邯郸中间人王某付的居所时，杨妞花因为抱怨盆中的洗浴用水过于滚烫，竟遭到了余华英的残酷报复，直接用一壶更加炽热的热水浇在杨妞花的头上。
杨妞花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夜的痛苦经历。就在她刚刚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家的时候，姐姐的那句“父母皆已离世”的话语犹如晴天霹雳，令她瞬间感到大脑一片空白。
原来，1997年10月，年仅38岁的父亲撒手人寰；翌年2月，父亲离世尚不足四个月，32岁的母亲亦追随而去。年仅12岁的姐姐从此沦为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编辑 | 蔡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