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肃是汉末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重要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艺术形象与正史形象存在着较大区别的主要配角。
罗贯中对鲁肃形象的定位是个“宽仁长者”，同时还借鲁肃密友周瑜之口反复提及鲁肃是诚实的人、宽仁的人。
但在整部小说中，鲁肃之宽仁在很多时候却近似于无原则立场。
鲁肃作为孙吴方面的重臣，却屡屡被刘备集团的说辞所折服，不为孙吴方面竭力争利。
按照《演义》的描写，赤壁之战后，鲁肃在孙、刘双方荆州之争问题上的表现更是近乎幼稚，完全不似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就连书中的孙权也指责他“如此糊涂”。
有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罗贯中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喜欢走极端路线。
鲁肃的形象在罗贯中的笔下给人以一种“忠厚宽仁接近于糊涂”的感觉。
另一方面，受罗贯中自身“拥刘”正统观念的影响，《三国演义》不但需要通过鲁肃来烘托刘备集团诸多人物的智勇，而且更需要借鲁肃之口表明刘备集团在汉末纷争中的正统地位与道义优势，并在孙、刘荆州争端上为刘备方面进行辩护。
因此被陈寿誉为“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的鲁肃，才会在小说中表现出种种不合政治常理的举动。
《三国演义》需要借孙吴方面人物的态度来帮衬出刘备集团的正统地位和道义优势，而这一人选之所以会挑中鲁肃，罗贯中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首先，这个人物在孙吴方面需要有相当高的地位，只有这样，他的态度才能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说服力。
《三国演义》着重描写的是汉末三国时期，各方势力的军事政治斗争以及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因此罗贯中笔下突出表现的是战将的忠勇、策士的奇谋以及说客的辩才。
受此影响，一些主要业绩侧重于内政建设方面的人物在整部小说中明显戏份不足，例如张昭、顾雍、诸葛瑾、张纮这些《三国志》中的孙吴重臣，在《三国演义》中只能算是次要配角。
另外，罗贯中借孙策之口说出的那句“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也断绝了张昭等辈在孙、刘交往中有所表现的可能。
至于程普、黄盖、韩当这些孙吴老臣，其单纯的战将性质，也使得他们并不适合出现在孙、刘交往的场合中。
同时，作为赤壁之战前后，孙吴方面的军政要人—周瑜，因为他在荆州问题上一向态度较为强硬，而且罗贯中需要他与诸葛亮斗智，因此也不适合这个帮衬的角色。
相比之下，作为周瑜的副手与继任，鲁肃的地位(周瑜继任，吕蒙前任)以及职能定位(军政结合)都很合适。
其次，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所选的这个角色在正史中，应当与孙、刘联盟有关，以免小说架空的色彩过浓，影响作者“尊刘”的著述意图。
而鲁肃本人正是历史上孙刘联盟的发起人和积极维护者。
当孙、刘荆州摩擦升温之际，鲁肃再一次压制孙吴内部的主战势力，同时又不卑不亢的处理与刘备集团之间的双边关系，通过陈述各自是非曲直以及厉害得失，使得刘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维护了孙刘联盟抗曹的局面。
在他死后，孙吴内部主战派无人制衡，而刘备方面对于荆州问题出现的新变数又没能及时应对，直接导致了孙、刘双方围绕荆州大打出手，各自元气大伤。
本就倾斜的实力天平，在此之后更是彻底倒向北方的曹魏方面，孙、刘双方都成为了荆州之争失控的受害者。
可以说，作为一部被章学诚评价为“七实三虚”的历史演义小说，罗贯中选择鲁肃作为衬托刘备集团正统所在以及道义优势的人物。
一方面是因为鲁肃本人在孙吴方面的重要地位，使得他的态度说服力更强；另一方面也是缘于鲁肃在历史上对于孙刘联盟的形成和维护有着特殊的贡献，选取他作为帮衬角色，使得小说的史实色彩显得更为浓厚。
正史中鲁肃的形象与《三国演义》中提及的“宽仁长者”以及“诚实人”等评语还是存在着相当大差别的。
按照孙吴自己的官方史书《吴书》所载，鲁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家乡父老对他的评价乃是“狂儿”。
同时《吴书》认为出仕后的鲁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应当说，“狂儿”、“为人方严”、“禁令必行”、“能属文辞”这些形象特点与“宽仁长者”、“诚实人”相去甚远，也与《演义》中那个经常被诸葛亮、周公瑾说得哑口无言，点头称是的鲁子敬不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罗贯中在《演义》中反复强调鲁肃“宽仁长者”与“诚实人”的形象，应当有着自己的特殊目的。
一方面，长者、诚实人的态度对于旁观者来说更具说服力；他们所认同的说辞从道义角度来看，理应更站得住脚，因此《演义》需要鲁肃这位长者、诚实人来认可刘备、诸葛亮等人对于汉末局势以及荆州问题的看法，以此来突出刘备方面乃是道义所在。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末群雄逐鹿，当此风云诡谲的乱世中，固然有怀抱“兴复汉室”之志的士人，但正如周瑜所论，当时乃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鹜之秋”，正是追求功业名利之时。
按照常理推测，似乎诚实长者这一类的人物，才更容易会被汉室正统，大义所在之类的说辞所打动，将鲁肃塑造成这类人，也是为后来孙、刘交涉时的相关情节进行铺垫。
但考察正史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真实历史上的鲁肃对于“汉室正统”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感情；相反，他对于孙权称帝却有着积极的态度。
在他初见孙权之时，孙权曾谦虚的表示自己只是想“思有桓文之功”，但鲁肃却直言“汉室不可复兴”，期望孙权最后能够“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而在赤壁战胜之后，孙权与鲁肃的一次谈话中，鲁肃再次希望孙权以后能够“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
在正史中，鲁肃一直主张孙、刘双方应该联合抗曹；同时，为了维持已有的孙刘联盟继续存在，他就荆州的归属问题，在孙、刘双方间进行了积极的斡旋。
关于孙、刘荆州之争的由来，《三国志》将其分散在诸多人物的纪传之中，显得较为杂乱，在此引司马温公《通鉴》的相关记载来进行说明。
建安十三年，曹操赤壁败退后，周瑜趁势渡江，“屯北岸，与仁相拒”。按《通鉴》注释所解，南岸地便是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
之后，因为“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因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孙吴方面在鲁肃的建议下，同意将更多的荆州地域借与刘备方面。
刘备入蜀后，孙、刘双方在荆州问题上摩擦升温，两边的强硬派互不相让，出现了局部的武装冲突，鲁肃果断处置，面责关羽，最后孙、刘双方“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
孙、刘双方对于两分荆州的局面都表示满意，荆州问题暂时得到了平息；但鲁肃死后，荆州之争完全失控，双方强硬派互不相让，最终孙、刘双方兵戎相见，联盟破裂，各自也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尊刘”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痛心疾首的评论道“肃之死也，羽之败也。操之幸，先主之孤也。悲夫!”
从中立的角度来看，汉末乱世，各方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其出发点都是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赤壁之战时，鲁肃主张联刘抗曹，是从维护孙吴利益角度出发；战后，孙权同意鲁肃的主张，“借荆州数郡”给刘备，也是为了能够牵制最为强大的曹操集团。
可以说，在荆州问题上，孙吴与刘备双方，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色彩浓厚，无论哪方，在道义上都不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站在现实功利角度来算账，赤壁之战后，孙、刘双方各自攻取了荆州部分土地，刘备攻拔荆南四郡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孙权方面所谓的“借”，至多也只是将其手上控制的荆州局部地域转交给刘备，而不是将整个荆州“借”给刘备。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通过几次交涉之后，刘备也有将自己所攻占的地盘转隶给孙权方面的举动，这可以视作一种变相的“还”，当然这一情况的实现也离不开鲁肃的努力与克制。
这种孙、刘双方各占荆州一部分的均衡局面，在鲁肃眼中乃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局面，实现了孙吴利益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