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就应该遗臭万年，古代的枭雄、野心家不少，但敢公然挑战人们基本道德体系、说出这种惊世骇俗之语的，也许只有东晋的桓温。因此，他的的反叛心思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却已在《晋书》中被和王敦、苏峻等叛将列在一类。

根据史料记载来看，桓温可以称得上是位“个性鲜明却又性格复杂的坏人”，从一个功勋卓著的名将，到一个心怀不轨的权臣，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化的色彩。

桓温的性格、身份是多元的。

首先，他是位充满血性的忠烈之后。

谯郡桓氏本为名门，祖上出现过桓荣这位大儒。桓温的父亲桓彝，曾经跟随晋明帝司马绍评定王敦之乱，因公封爵。公元328年的苏峻之乱中，桓彝组织义军主动为国分忧，其后当叛军势大、各地守军纷纷投降时，他虽势单力薄却奋力抵抗，最终被叛军所害。

这一年的桓温年仅十五岁，得知父亲为国而死，他“枕戈 泣血，志在复仇”；三年后，参与谋害桓彝的江播死去，由于担心桓温报复，他的三个儿子随身携带着兵器守丧，但桓温还是用凭吊的名义混进江府，手刃了江氏三兄弟。

这种血性、狠辣，让桓温因此名噪一时。而他其后的政治与军旅生涯中，也无时不刻体现着这种作风，并且凭此为柔和、文弱的东晋朝廷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但在另一方面，桓温也是个文人。

魏晋以来，士大夫阶层中盛行清谈之风，他们崇尚虚无、空谈哲理、不切实际，由此表达心理上的“退隐”需求，属于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但能够参与清谈的，大多是当时有才华、有身份的高级士族，文化水平都比较高。

据《世说新语》记载，桓温也经常参与、甚至出面组织清谈活动，在与名士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体现出“心有戚戚之感”，感时忧世、心思细腻。

后来桓温伐蜀时，手下有位军人抓了一只小猿猴，并且随身携带；而小猴的母亲舍不得孩子，跟着军队走了一百多里，沿路哀啼不停，“行百余里不去......肠皆寸寸断”。桓温知道这事后愤怒异常，当即就罢免了那位抓猿猴的将士的职务，由此可见，他也是位内心柔和的性情中人。

但是，与那些温和、避世、崇尚黄老之术、以权术在政坛中游刃有余的世家家族（如王、谢）不同，桓温更为刚猛、积极，甚至与当时的东晋政坛格格不入。

他“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年轻时就被善于看相的朋友刘惔比作孙权、司马懿；

他积极尚武，有次出去狩猎前，他顺路先去探望王濛、刘惔，对方对他随时一身戎装很为不屑，就问他这是要去做什么，桓温回答：“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我要是不打仗，你们这些文人那有无忧无虑、谈天说地的机会？

他责任感强烈，有积极的政治担当。在率军北伐时，他带着一众部属登上船楼眺望中原，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即王衍，作为西晋宰辅，他位高权重却不思为国，一门心思保全家族利益。因此，桓温认为，西晋的灭亡，当时的统治阶层难辞其咎。当时有位部下拿“国运有废立兴衰、与人无关”为说辞，替士大夫阶层开脱，桓温以光吃草、不干活的“刘表牛”为例，指责官僚对家国之难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知人善任、带兵有术。他的参军有次蒸薤（一种蔬菜），食物黏在一起分不开，那些等着吃饭的人却光看着不帮忙，桓温怒道：“同盘尚不相助，况夫危难夫？”于是把这些看热闹的全部免职。而那些真正有才之人，都会得到桓温的提拔，比如谢安、顾恺之、袁宏等等。

以上态度，在浑浑噩噩、躲避责任、醉生梦死的东晋政坛极为难得。

桓温成年后进入仕途，受外戚庾翼的推荐，被晋明帝任命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还迎娶了南康长公主。

积极进取的桓温，立志于以对外征伐来建立不世功勋。公元346年，他在判定形势后上疏伐蜀。面对朝廷上下的担心与疑虑，桓温以高超的指挥艺术、顽强的战斗意志，亲自帅军直奔成都，在经过一系列战斗后顺利夺回蜀地，创造了东晋开国以来最大的收复旧土功绩。

此战之后，桓温官拜征西大将军，封爵临贺郡公，后来还升至大司马。自此之后，桓氏取代了传统门阀王家，出现了“桓与马，共天下”的全新格局。

接下来，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收复中原，但朝廷忌惮他的日益高涨的名声与威望，刻意进行压制、阻挠。为此，桓温曾于公元351年自行率军东进，让朝廷大为惊恐、不得不主动安抚。

其后两年，朝廷为了不让桓温抢占功劳，派主政的殷浩带兵北伐，但却因指挥不力、屡战屡败，导致朝野心生不满。于是桓温趁机上书列举殷浩的罪状，实际上是杀鸡儆猴、指责朝廷一味防备自己却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朝廷无奈，废掉殷浩，朝廷大权从此归到桓温之手，他的北伐梦终于得以实现。

公园354年，桓温北伐中原、进攻前秦，其后历经多次血战、顺利杀进关中。兵临灞上时，关中百姓牵牛担酒沿路迎接，许多老人更是痛哭流涕：“没想过今天还能再次见到官军！”

但由于后来粮草不济，桓温带着3000多关中百姓退军。两年后，他再次北伐，击败了羌族首领姚襄、成功收复洛阳，这是洛阳自公元311年丢失后再次回到司马氏朝廷之手。

此战后，桓温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越发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他掌权期间，改善吏治、抑制土地兼并、重视民间疾苦、改善教育，给东晋政坛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但跟很多权臣一样，随着权力的扩大，桓温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不断有出格的言行。

比如他在路过王敦的坟墓时，曾经看着墓碑说：“可儿！可儿！”他公然肯定这位曾经被自己父亲讨伐的叛臣，不臣之心暴露无遗；

他曾对幕僚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文、景，指的就是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对于这种大逆不道之语，身边的幕僚自然不敢作声；过了一会，桓温又说出了那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乎！”

由此可见，当时的桓温已经念叨着要当皇帝了。

这种对权力不加掩饰的渴望，最终让桓温从一个功臣沦为叛臣。公元369年，他再次率军北伐，却被前燕大将慕容垂击败、损失惨重，由此也为他带来了声望危机。

为了重振威望，桓温转而在内部搞动作，他采用参军郗超的建议，带兵废除皇帝司马奕、拥立简文帝司马昱；随后为了清除异己，他废司马晞、司马晃为庶人，族灭殷涓、庾倩、庾柔等人。

通过这一系列类似于董卓的举动，桓温的威势威震朝野，谢安见了他都遥遥下拜，并以君臣相称。后来，桓温曾暗示简文帝禅位，却没有得逞；待到他生病后，为了抓紧篡夺权力，他曾多次催促朝廷给自己“九锡”。根据历史上的案例来看，这就是正式谋逆的前奏。好在谢安、王坦之想尽办法拖延，一直到桓温去世这才不了了之。

史学界认为，桓温有篡夺之心却没达成，实际上对他本人是件好事，还不至于让他彻底堕落成王敦那样的乱臣贼子。但即使这样，在东晋那个特殊时期，桓温也是个令人惋惜的人物，如果单从能力、前期的贡献来看，他称得上是一位能臣，但随后却犯了大部分能臣常犯的错误：能力提升了地位和权力，却也滋生了不加控制的野心，在利令智昏之下，从一个能臣走向了逆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