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年正月，正在长安附近甘泉宫举行郊祀的汉宣帝刘询，亲切接见了前来朝拜的匈奴呼韩邪单于，按照藩王的标准赏赐了诸多仪仗及钱物；

第二天，呼韩邪一行跟随汉宣帝的队伍进入长安城，在京的各藩属国国君、汉朝的诸侯王/列侯、官员百姓等共计数万人赶往渭桥翘首迎接。当汉宣帝的身姿率先出现在渭桥上时，众人山呼万岁、声震大地。

人们为何如此兴奋？呼韩邪单于来朝，标志着跨度超过百年的汉匈战争终于明确了高下，大汉帝国代表的农耕文明以绝对胜利者的姿态屹立在东亚大陆。呼韩邪从此驻扎在塞外，帮助汉帝国征讨那些不服从中原王朝的游牧部落（包括其他匈奴人）；自西域直到波斯湾，那些以往畏惧匈奴的大小国家，从此唯汉朝马首是瞻。（先是，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匈奴称臣、四夷宾服，汉宣帝实现了列祖列宗的梦想。不过，此时的辉煌胜利，并不只是汉宣帝一朝的功劳，而是大汉帝国“一劳永逸”战略水到渠成的结果。

围绕生存资源与空间的争夺，农耕与游牧体系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

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华夏与诸戎的持续对抗。犬戎的进攻，导致周平王东迁；为了应对戎狄的威胁，管仲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

不过，中原诸侯国毕竟拥有绝对的技术与制度优势，经过长期的同化、驱赶，到了战国后期，游牧部落被挤到秦、赵、燕三国的外围。

在中原眼里，上述界限之外是传统意义上的“化外之地”，不适合耕种，吸引力太小；加上当时的各国正集中精力问鼎中原，对于外围的游牧部落，秦、赵、燕三国的方针是驱逐防御。为了抵消对方堪称撒手锏的机动性优势，三国不约而同采取了“修筑长城”这种最划算的方法。

随着秦始皇一统中原，匈奴也在北方草原称雄（当时匈奴居中，月氏居西，东胡居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秦始皇对付匈奴同样采用了驱逐政策。

在一统天下后的第六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匈奴头曼单于难以抵挡、北迁阴山。秦帝国收复河南地区，沿黄河修筑四十四县，从内地迁徙谪戍镇守；同时修建从关中直通河南的直道，连接原秦、赵、燕三国长城，对匈奴进行驱逐、压制的政策清晰明了。

但随着秦末大乱，守边的秦军回撤，匈奴再次南侵。随着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胜、再次一统中原，匈奴冒顿单于也强势崛起，他击败月氏与东胡，傲视草原。

这么一来，东方大陆上首次出现了农耕、游牧两大整体性政权南北对峙的格局。

立国之初，为了打击外敌、创造良好的休养生息环境，汉高祖刘邦曾试图挟战胜楚霸王之余威、重演蒙恬北逐头曼的壮举，于是亲率32万大军出征。

可惜的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匈奴早已今非昔比。冒顿以佯败之策，成功引诱轻敌的刘邦掉进圈套，随后指挥40万匈奴精骑将其围困几天几夜。

不过，当时的匈奴只是拥有骑兵之利，并不具备入主中原的野心与实力，他们南侵的核心诉求只有一个字：财。于是刘邦采取娄敬的建议与匈奴求和，其核心政策有三：和亲、馈赠、通商。在通婚的名义下，汉朝廷向匈奴贵族赠送财物，与下层匈奴人开展边塞贸易，对方的经济与生存需求得到缓解，南侵的动力随之削减。

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中原王朝的驱逐政策难以奏效，只好以适时地退让换取短期的和平。

但这种方式注定只是暂时的。一方面，得志便骄是人的本性，匈奴长期强势，欲望也水涨船高，一旦得不到满足便起兵掠夺；另一方面，随着西汉国力的恢复，千百年积累而来、深入骨髓的自信，不允许自己长期对外夷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于是，文景时期，双方便屡有冲突；汉武帝即位后，南北和亲关系破裂已成必然。

从纸面实力来看，西汉当然占据优势，政治的稳固性、人口数量、资源的整合能力、自我恢复能力、技术装备水平都非匈奴可比，但却存在一个天生短板：

汉匈边界绵延数千里，而匈奴人自小生在马背上，居无定所、来去如风，他们可以任意选取一个攻击点，在“秋高则马壮，风劲则弓燥”的秋季，对中原进行攻击；而这个时节却恰好是西汉的农收季节，中原又刚好以步兵为主。所以，如果被动防御，从技术上几乎没有可能。

因此，西汉最现实的道路只有一条：主动出击。但那时的匈奴早已统一草原、控制西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中原难以像秦朝那样对其进行驱逐，最现实的办法，莫过于主动寻找、消灭其有生力量，利用其人口有限的短板来一个斩草除根、釜底抽薪。

直接点说，就是尽量多地杀掉匈奴战士。这就是一劳永逸的战略思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公元前133年试图诱敌深入的马邑之战失败后，汉武帝便放弃幻想，数十年如一日地践行对外出击的积极攻势。这一战略包括两个步骤：

第一，在经济与地缘层面，从侧翼压缩匈奴空间，形成战略钳制，因此有张骞出使西域、汉军攻占河西之战，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匈奴挤压出农耕文明区域，削弱其对风险的抵抗能力；

第二，汉军主力出击，前往草原消灭匈奴主力。

由此诞生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一大景象：一个中原农耕政权，竟然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对广袤草原上的强大游牧政权展开了穷追猛打。霍去病的出现，对汉朝而言可谓一个质变：一个农耕政权，如何在陌生的草原上追击、消灭生在马背上的游牧军队，这个旷世难题，被这位年轻的军事天才轻松解决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依靠强大的国力、清晰的战略、坚定的意志，汉朝节节胜利，收复河南地区（朔方），夺取河西走廊，逼迫西边的匈奴浑邪王降汉，连接西域；卫青、霍去病深入大漠，累计杀俘匈奴战士十余万，对方的青壮年几乎被消耗掉近半。在接连的惨痛损失下，匈奴元气大伤，以至于“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在霍去病死后，由于汉朝在前期的战斗中消耗巨大，双方一度不再发生大规模战事。汉武帝晚期，赵破奴、李广利多次遭遇战败，但在过去被歼灭太多有生力量的匈奴也难以恢复往日的风光。

汉武帝驾崩后，西汉再度进入了休养生息阶段，以弥补过去常年对外战争造成的巨大消耗。汉昭帝刘弗陵时期，对匈奴采取大体和平政策，并任用傅介子等人出使西域，牢牢掌控这一战略要地。

随着汉宣帝继位，西汉迎来了国力的全盛期。而反观早已今非昔比的匈奴，则更是雪上加霜、处境越发艰难：

面对试图“曲线救国”、在西域谋发展的匈奴，汉军多次联合西域藩属国出兵打击。公元前71年，汉军大破匈奴；同年冬，试图突袭乌孙的匈奴遭遇大雪，数万骑兵十不存一；下一年，乌孙、丁零、乌桓痛打落水狗，从西、北、东三面夹击匈奴，打得曾经的草原霸主狼狈不堪......

由于对外接连失利，匈奴人开始转而内卷。从公元前60年开始，匈奴统治阶层陷入了残酷的权力争夺战，最夸张的时期竟然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现象，这意味着它们走向了实质性的分崩离析。

无论任何民族、任何政权，一旦陷入内斗，那就离败亡不远了。公元前54年，实力强大的匈奴郅支单于击破呼韩邪单于、占据漠北王庭，后者转头南下、向汉王朝俯首称臣，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从此，呼韩邪单于作为汉王朝的藩属、代理人，替汉朝扫清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原王朝的对外局势迎来了新局面。到了公元前36年，汉军更是远征中亚、杀掉了退缩到此处的郅支单于，来个了斩草除根，并发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

至此，汉王朝对匈奴的“一劳永逸”战略大功告成，历代帝王、将士、百姓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虽然其后北方草原屡有强敌兴起，但中原王朝在汉匈战争中明确的东方主导权始终无法撼动，一直延续了近两千年。回望这一艰苦卓绝却又振奋人心的奋斗历程，如今的我们有何理由自怨自艾、畏敌如虎、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