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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8日，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群乐村，103岁的杜虎珍在亲人的啜泣中阖上双眼。
她床头的陪嫁木箱里，遗留有三封泛黄的家书、一顶褪色军帽、一条婴儿肚兜，承载了她80年的等待。
临终前的日子里，她的嘴里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总会有相聚之时。”
那是她的丈夫黄俊夫，在72年前的最后一封信中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她被称为“活着的望夫石”，却终究没能等来丈夫的归期。
01
1940年，19岁的杜虎珍嫁给16岁的黄俊夫（曾用名黄光明）。
然而新婚不过数月，由于抗战前线形势严峻，贵州的征兵力度加大。
根据遵义地方志记载，1940年贵州的征兵人数高达12万人，黄俊夫所在的湄潭县当年有近千人入伍。杜虎珍曾随军至湄潭县生活了两年多，直到1943年怀孕才回了老家待产。
次年正月，她生下了儿子黄发昌。
也是在这一年，黄俊夫母亲的去世，黄俊夫回乡奔丧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人。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抱起儿子。
几天后，他重返部队，从此再未归家。
1946年至1952年，黄俊夫因战乱随军辗转多地，先是到广州，后来又到祥光，最后不知何缘故来到了东南亚。
他寄回的家信中写道：“在异乡做苦工，仅够糊口……教发昌求学为上，待
团圆时再叙。”
1952年1月15日的最后一封信中，黄俊夫提到自己在马来西亚北婆罗洲中国建筑有限公司工作，地址为“新加坡信和堂大药房”。
杜虎珍省吃俭用，不仅是为了照顾孩子，省下来的钱也大部分用来给丈夫写信。
但1952年后，她却再未收到回音。
两人彻底失去联系。
根据遵义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的记录显示，黄俊夫于1950年定居马来西亚，新加坡独立之后，迁至新加坡定居。
而在国内的杜虎珍则靠着编草鞋、种地为生，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
她将丈夫的军帽锁入陪嫁箱，保存了丈夫所有的书信，以及儿子的成长物品（如肚兜、奖状等）。
家中客厅至今挂着黄发昌的“优秀教师”奖状，杜虎珍曾对儿子说：“这是给你爹看的。”
她希望等到丈夫回家后，能够见证这些年来家庭的生活，弥补心中的遗憾。
2022年，78岁的黄发昌病逝。临终前，他握着母亲的手说：
我替爹陪了您一辈子。
杜虎珍晚年坚持在老屋门口摆一把空椅子，她说这是给丈夫留的位置。
其家人也通过电视台、寻亲节目、网络等方式找人，甚至还到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但均无结果。
曾有一名姓赖的志愿者透露，有线索称黄俊夫可能在新加坡重组家庭，但杜家拒绝接受：“奶奶要的只是一个准确的答案。”
2024年，杜虎珍摔伤卧床，仍每日叮嘱孙辈：
若找到你爷爷，告诉他，我未改嫁，家还在。
02
杜虎珍的故事是战争与离散的缩影。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1949-1955年东南亚华人移民中，约30%因政治动荡与家人失联，其中仅5%最终能够团聚。
杜虎珍的陪嫁箱里，除家书外，还有一张1957年的《星闻日报》，标题是《写下百年情书的黄俊夫你在哪儿？》。
这张报纸被她用红绸包了六十年。
尽管杜虎珍已经去世，但她的家人仍表示，还会继续寻找黄俊夫及其后人的下落。诗人木心的《从前慢》中写道：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可这“慢”，对等待者来说，却是凌迟一般的酷刑。
老屋的门槛已被岁月磨平，唯有那把空椅子，仍在等一个永远缺席的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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