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的许多汉族士大夫特别喜欢元朝，他们对华夏的屈辱并没有任何的感同身受，自然也不会喜欢早已灭亡多时、虚无缥缈的宋朝。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就是金朝许多的从异族侵略者那里获得利益的汉族士大夫的立场当然是站在金朝这边。

所以，在元朝的时候，双方甚至关于宋朝还是金朝谁是正统就掐起来了，最后因为相持不下，元朝在修史书的时候，决定宋朝和金朝都是正统，都按照正统来编撰正史。

南宋汉人士大夫遗民们自然更喜欢宋朝，然而元朝时期的汉族士大夫遗民们他们则更喜欢元朝。

当元顺帝撤离北京，逃到蒙古高原，明朝一统天下之后，当时很多元朝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遗民们保持沉默，有的甚至还逆潮流而行，尊奉元朝为正统，甚至否认朱元璋的合法性。

元朝户部尚书张昶，元定理学为官学，明初任参知政事，在被朱元璋抓住了之后当了明朝的官，但他却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偷偷地和北元联系，事败之后，他竟然丝毫无愧色的写了几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蔡子英，河南永宁人，元朝至正年间进士，察罕开府河南，辟参军事，仕至行省参政，元亡走定西，朱元璋闻其名授以官，不受，馆之仪曹。因思旧主，帝令其出塞，从故主于和林，对元朝可谓忠心耿耿。

在战斗中蔡子英也当了俘虏，结果他坚决不肯投降，对着朱元璋就哭，日哭夜哭，反正就是怀念旧主，朱元璋无奈只能把他放走了。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今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人。元末明初诗人、文学家、书画家。

他就誓死不从朱元璋，甚至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

元朝的理学家郑玉在被朱元璋点名要他去做官时直接回复：“吾岂仕二姓者耶！北向再拜自经死。”

历史学家钱穆发现“明初诸人，皆不忘元廷，无意出仕。”

钱穆认为元末这些文人遗民与大明朱家并不是一条心：“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乱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为汉高以下所仅有，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

“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

按照钱先生的解释这些文人被蒙古人统治了几十年，所以一个个都被洗脑成为了元朝忠臣，这才“心志不免自狭，意气不免日缩，乃以为斯文所在，即道统所在。”

就连方孝孺也是这样评价元朝的吏治：“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而儒多屈为吏。吏皆忠厚洁廉，宽于用法而重于有过，勇于致名而怯于言利。”

刘伯温也是评价元朝时期：“士大夫安享富贵而养功名，文人雅士渲染太平，歌舞升平，极尽侈糜之能事”。

看到没有？

他们所说的都是士大夫如何“富贵”，谈的是文人雅士的生活，可曾想到民间百姓的疾苦？

他们高喊“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这才是真正的民意！

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侵略者善于笼络士大夫们，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这些人读书再多，但由于没有家国情怀，对同胞们的生死存亡也毫不关心，久而久之，竟然对侵略者有了好感。

同样的道理，清亡之后，依然有不少的文人对满清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甚至于为满清殉葬，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直到如今之世，他们的残余势力依然还在吹捧满清，怀念满清，千方百计地兴风作浪，想要改变民间对满清的评价。

（吹捧满清的阎崇年跑去扬州大放厥词，想要扭转民间对满清的看法）

但不管他们如何上窜下跳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必然会和满清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