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毕生躬行“师道”，追求通过社会教化方式来实现理想的社会之治。在为师目的上，他希望通过教育方式使社会能够形成“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状态；在为师要求上，他强调一个人必须“修身立本”而“内圣”，继之“处为天下万世师”而实现“外王”；在讲学内容上，他注重把百姓日用之“人欲”与圣人之道的“天理”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大成学”思想体系；在教育方法上，他注重案例式、启发式、榜样式的讲学创新，形成“百姓日用之学”的讲学风格；在教学对象上，他坚持“有教无类”，使得教育对象更加平民化。 关键词：泰州学派；王艮；为师之道；修身立本；内圣外王 泰州学派作为王门重要分支，有人评价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1]17。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1483—1541)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平民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矢志不渝地躬行师道，使得自他而始的泰州学派启蒙思想教化活动，对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乃至近现代的启蒙运动，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01 王艮“师道”之目的：“师道立”而“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王艮生活的明代中叶，正处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天崩地裂”时期。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残酷，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的家乡所在地泰州安丰盐场，人们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加上不断的旱涝天灾与人祸，使得王艮从小就尝尽生活的艰辛。他七岁时，“受书乡塾，信口谈说，若或启之，塾师无能难者”[2]1。到十一岁时，就因“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2]1。在他十四岁时，其母在贫困交加中去世。十九岁时，为了改变艰难的生活状态，他奉其父之命贩卖私盐去山东。他因富有冒险精神又有经营才能，到二十一岁时就使得其“家道日裕”。于是，他“推其所余以及邻里乡党”[2]68。二十三岁时，他又一次在山东经商时生了病。病愈之后，他“乃究心医道”，学医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行医方式帮助百姓。二十五岁时，他又一次去山东，在“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时，心中豁然开朗，“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他觉得已找到了一条拯救社会大众的道路，就是师法孔孟，通过做一个教师宣传儒家思想，“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2]4，使整个社会“上下皆趋于德行，躬行实践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间”[3]17，最终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4]15的社会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王艮回家后一边经商，一边攻读儒家经书。他“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2]1。在经过“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2]1的刻苦自学后，他于二十七岁时“有必为圣贤之志”。二十九岁这一年三月的一天夜里，他以“托天之梦”的形式，达成其人生理想的升华：“先生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己。自此，行住语默，皆在觉中。”[2]2到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据载：“先生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注辨难者，即为解说明白。”[2]2在三十八岁上这一年，他听塾师黄文刚说到王阳明思想与其所论相似后，恐其“以学术误天下”而去“俯就其可否”。他在“致良知”问题上与王阳明反复论难后，感到其“简易直截，予所不及”[2]2，由此拜在阳明门下八年。四十岁，他在《鳅鳝赋》中借道人之口，再次表达了自己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2]55的教育志向。四十四岁，他在《安定书院讲学别言》一文中说：“《通书》曰：‘曷为天下善？曰师。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5]12他把“师道”与“天下治”联系起来，把教师看作是天底下最善的人，认为教师工作做好了，社会上的善人就多了，而善人多了，朝廷就会正。朝廷正了，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正因如此，王艮对孔子十分推崇，认为孔子虽没有尧舜那样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孔子从事的工作却是与之同等的。他说：“昔者尧舜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孔子不得颜曾为己忧，其位分虽有上下之殊，然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则一也。”[2]9“孔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学不厌，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便做了尧舜事业。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随处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盛也”[5]9。他评价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5]5他认为教师工作虽然“无位”，但却是“尧舜事业”，有“位育之功”，从而把教师的地位看得很高。因此他说教师是“不袭时位者”。他强调说：“六阳从地起，故经世之业，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5]1054王艮在《勉仁方》一文中道：“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后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5]1557。五十七岁上，他抱病躺榻上与学生林子仁“论正己物正”时说：“圣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4]6言下既有对孔夫子的赞美，也许还有对自我一生的肯定。 02 王艮“师道”之根本：“修身立本”而为“天下之法”怎样才能做到为人之师呢？王艮说：“学也者，学为人师也。学不足以为人师，皆苟道也。”[5]19他认为一个人学习的目的，就应该是做一个人师。为此，他说“学也者，所谓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5]19。而要成为一个人师，就“必修身立本，然后师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家之法，是为一家之师矣；身在一国，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国之法，是为一国之师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为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之师矣”。那如何才能“修身立本”呢？ 王艮认为，一是格物知本，正己反己。他说：“身与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絮度也。絮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5]15就是说，一个人的“身”是天下国家的本，而天下国家是末。如果自身之本没有修好，天下国家就不能治理好。他说：“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絮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絮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絮矩是格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便见絮度‘格’字之义。格物，知本也。”[5]16所以“吾身犹矩，天下国家犹方，天下国家不方，还是吾身不方”[5]10。他指出“格物”就是知得天下国家之“本”在为师者自己。故而，为师者当要正自身之“矩”，这样方能正人。因此，他把教师看作“不袭时位”的“大人”，说：“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故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则位育有不袭时位者也。”[5]1他强调教师“正己”的同时，还须“反己”。因为“反己”也是“正己”的方式之一。他论证说：“格物，然后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后身安也。”[5]16如何“反己”呢？他认为：“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不怨胜己者，正己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亦惟正己而已矣。”[5]5为此，他强调：“若说己无过，斯过矣；若说人有过，斯亦过矣。君子则不然，攻己过，无攻人之过。”[5]4据此，他认为如果教师“讲说之不明，是己之责也；引导之不时，亦己之责也；见人有过而不能容，是己之过也；能容其过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己之过也。”[5]14 二是修中立本，正心诚意。王艮指出：“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见见成成，自自在在。”[5]19他认为，“道”是一以恒之的。人如果做到了“执中”，就是“致良知”。而“修身”就是要修“中”。他说：“学也者，学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乃为修之之道。故曰：合着本体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体；先知中的本体，然后好用修的工夫。”[5]18王艮从“身本论”的角度出发，提出教师修“中”须把握的“出处之道”。他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进不失本，退不遗末，止至善之道也。”[5]7他认为，这一“出处之道”其实就是内圣而外王之道，所以他说：“孔子之学，惟孟子知之。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真是一句道着。有宋诸儒，只为见孟子粗处，所以多忽略学术宗源全在出处大节。”[5]8他认为教师的“出”和“处”，都要根据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妾妇之道也。”[5]11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其实是说当时的天下是无道的，是不能轻易“出”的。一个人如果为了“出”而把自己的性命都丢了，那么“道”的存在还有意义吗？所以，他说：“《中庸》先言‘慎独’‘中和’，说‘尽性’学问，然后言‘大本’‘致中和’，教人‘出处进退’之大义也。”[5]20并说：“孔孟之学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殉身，而不以身殉道；其处也，学不厌而教不倦，本末一贯。夫是谓明德、亲民、止至善矣。”[5]20据此，他告诫学生：“‘出必为帝者师’，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学’，足以起人君之敬信，‘来王者之取法’，夫然后道可传，亦可行矣。……斯出，不遗本矣。‘处必为天下万世师’，言必与吾人讲明‘修身立本之学’，使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夫然后立必俱立、达必俱达。……斯处也，不遗末矣。”[5]20做到了这样，才是立“本”达“中”，才是“道尊身尊”，才是“至善”[5]18。若不懂得出处进退，“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而没有了“身”这个根本，如何去为人之师呢？正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天下无道”，所以他才专门作《明哲保身论》告诫友人王臣如果“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2]15他更是特意地告诫其钟爱的学生林子仁说：“《大学》曰‘物有本末’，是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后能知天地之化育。”[3]2因此，他指出：“修中之道，即诚意正心工夫。”[6]6有此工夫，才能“保合此中，无思也，无为也，无意必，无固我，无将迎，无内外也。何邪思？何妄念？”[5]18“常是此中，则善念动自知，恶念动自知，善念自充，恶念自去。如此慎独，则可此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后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更无渗漏。使人人皆如此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万物事业。”[5]19如此这般“真真实实在我身上用工夫”[5]18，“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以致没世不忘，止至善也。”[5]18如此之“修身立本”，即使你不能“出”为“帝者师”，也可以去“处”而为“天下万世师”了。 03 王艮“师道”之凸显：“大成圣学”服务于“百姓日用”王艮在《乐学歌》中，把自己的学说称作是“大成学”。而在送别湖南籍弟子胡秉观的诗中，又称之为“大成圣学”。其实，无论是称“大成学”还是“大成圣学”，只是他在不同语境下对其思想学说的总论。笔者以为，王艮的“大成学”，其实是对淮南格物说、百姓日用即道说、明哲保身论、乐学说、大人造命说等思想学说的总体性概括。说到底，他的大成之学，是其关于“修身立本”而后“处为天下万世师”的“内圣外王”之学。当然，有学者称其思想学说为“百姓日用之学”[1]9。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论说呢？个人以为，这是由于王艮把“修身立本”讲学内容服务于“百姓日用”中心目的所致。关注个人生命价值和平民百姓基本生活需要这个“百姓日用”，始终是泰州学派讲学传道的核心。王艮在其教育人生中，始终把“修身”以“明德”“止至善”与“亲民”结合起来，强调“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5]2“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5]5指说自己的学说“是愚夫愚妇与知能行者”，“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3]8“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5]5他称“尧舜执中之传，以至孔子，无非明明德亲民之学”[6]15。他重视百姓“安身”对生命个体实现“修齐治平”的作用，说个人之“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5]16并且认为，要让百姓“安身”，就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其人身权利和维护其人格尊严，也就是所谓的“人欲”。而且他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5]5因为如果长期不能满足百姓的“人欲”，百姓就可能会为了生存而反抗。而这样的话，天下国家就会发生混乱。所以，“明明德以明体，亲民以达用，又止至善以安身。知明明德而不知亲民，遗末也，非万物一体之德也；知明德亲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亦莫之能亲民也。”[6]5王艮从劳动者关心的日常生活的“人欲”出发的治学创新，使儒学“修身立本”这一“内圣”之内容服务于“百姓日用即道”这一“外王”之核心命题，既符合当时封建官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心理期待，又符合社会大众维护生存的迫切愿望，从而形成了以泰州安丰场为中心的“四方从游日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2]4的讲学盛况。也使得他的“修身立本”的“内圣之学”走向社会，成为服务于“百姓日用”的“外王之学”。 那么，王艮又是如何使自己的思想学说化为群众的力量呢？王艮认为：“六阳从地起，故经世之业，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5]10他还说：“唐虞君臣，只是相与讲学。”[5]9因为“此学既明，致天下尧舜之世，只是家常事。”[5]5所以，他在悟道之后，就开始到处教化宣传并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色。第一，讲学形式上灵活多姿，以社会为大课堂。据载，他常穿一身古式衣冠，手执笏板，随时立教，随处传道，由此引起人们极大的从学心理。如他在38岁上，辞别阳明师回家后，路过金陵太学时“聚诸友讲论……为诸君发六经大旨”[2]3；40岁上，他自制浦轮车北上讲学，还在车上挂着“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4]5的自制标语，“沿途聚讲，直抵京师”[4]12。他“随处讲学，男女奔忙。至于都下，见者仓皇。事迹显著，惊动庙廊”[4]2，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王艮自称“东西南北之人”，书院、闹市、深山、野林等，到处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第二，在讲学内容上大胆创新，以百姓生活为课本。表现之一是他善于运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去阐述复杂深奥的道理，使高深的儒学理论变得浅显、通俗和简易可学。据载，王艮“言百姓日用是道。初闻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侧。至无而有，至近而神。”[2]14表现之二是他对传统的“章句世说”进行大胆的解析，创建了自己的“百姓日用说”。他对诸友说：“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5]10在阳明书院讲学期间，针对其师阳明的“良知说”，他以“子入太庙，每事问”的事例反证，连孔老夫子对不懂的问题都要虚心去问，哪有什么生而知之？他认为所谓的“天理”，是自然存在的，与人欲并不存在矛盾。人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刻意地追求。王艮从“百姓日用即道”这一“人欲”命题出发，结合自己对“天理”的反复领悟，才构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百姓日用之学”。也由于他善于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精华，而且又敢于摒弃不符合“百姓日用”的圣经贤传内容，因而其教育内容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乡人始而骇，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矣。”[4]16第三，在讲学过程中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朋友。王艮对学生态度谦和，把学生看作朋友，营造了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他对学生说：“故朋之来也，予日乐之，其未来也，予日望之，此予之心也。”[5]13他对学生宽容相待，说“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5]6还说：“善者与之，则善益长；恶者容之，则恶自化。”[5]6学生评价：“先生教人，乐学相因，直指本体，千圣同心，鱼跃鸢飞，脱去见闻。”[5]1第四，在讲学方法上倡导“乐学”，善于运用启发式、案例式、榜样法等教育方法启迪学生的自觉自悟。他反对繁琐的学习方法。在讲学上或讲授、或谈话、或论辩，因时、因地、因材施教，促使学生自觉、自省、自悟。如学生王汝贞刚入门时“持学太严，先生觉之曰：‘学不是累人的。’因指旁斫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尝废事？’”[2]5言下之意，学习和斫木头一样，简练自然才能学得轻松、快乐。他说：“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他善于运用启发方式，“东乡吴怡偕数友来学，时在学同志有燕安气，先生不直言其过，托闻阳明公事语诸友”[2]15。王艮说：“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动其机，亦是成物之智处。”[5]11对此，学生评价：“先生教人，大率在言外教人自觉自化。”[2]5还有学生认为：“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5]7王艮还十分重视身教作用，说：“言教不如身教之易从也。”[2]6因此他在学习上不断刻苦研读儒家经典，55岁上仍“玩《大学》，悟格物之旨”[2]16，讲学上“志于圣人之道”，临终前仍谆谆嘱咐其子“与友朋于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长益，无一语及他事。”[2]6生活上他关心百姓疾苦，不仅自己多次赈济百姓，还多次促使他人“大发赈行”。他一生“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6]46，为后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被后世誉为“尼山嫡泒”“在田真龙”。 04 王艮“师道”之弘扬：“有教无类”而致“绍前启后”在圣人和愚夫愚妇的区别问题上，王艮与其师王阳明的认识有所不同。王阳明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7]在王阳明看来，圣愚之间有一条能否“致良知”的不可跨越的鸿沟。而王艮的观点是：“百姓日用条理处，既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5]5教育是“以先知觉后知。是圣愚之分知与不知而已矣。此简易之道也”[3]13。在王艮看来，圣人和百姓的区分只在“知”与“不知”上，教育则是取消圣愚界限的途径和方法。他说：“言学不言气质，以学能变化气质也。”[5]19既然教育能使平民百姓“至善”而成“圣人”，王艮当然就把讲学看作是至“圣人之道”的路径。他说：“此学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万物把柄。”[2]6他以“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而且使得教育的对象更加平民化。孔子授学，用老夫子自己在《论语·述而》中的话说：“自行束條以上，吾未尝无诲焉。”[8]言下之意，他是等学生上门，当然还要有贽见的礼物“條”且是束條。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束條，能成为其弟子吗？王艮授学，则是“有志愿学者传之”。早在拜王阳明为师之前在家乡讲学时，他就在家门上贴上“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2]69的宣传语，用类似今天的广告方式吸引学生来学。而且只要愿意来学就行，其他一概不需要。李春芳曾“造先生庐请益，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群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曰：‘坐，坐！勿过逊废时！’”[3]10林春因家贫在他家做佣工，王艮不因林春出身贱而嘱林春与其子共学，成为著名弟子。不仅如此，王艮还走出书院，到社会上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6]。如四十岁上，他穿古式衣冠，坐招摇车，还在车上写上“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2]71的标语。他的“这种怪诞之行，不仅在社会效应上轰动了京城，震撼了华北，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促动了人们正视阳明心学的热情与自觉意识。更值得一提的是，王艮四十六岁那年，在听说“广信永丰俞文德入山习静”[2]72后主动出击，“作书召之”，使对方有所启发进而投入自家门下。弟子赵贞吉评价：“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3]4 如前述，王艮把自己的思想标之为继绝二千年前的孔孟学说，是人人皆可入“圣道”的“大成学”。为此，他吟咏道：“我将大成学印证，随时随悟随时跻。只此心中便是圣，说此与人便是师。”[3]10他一生“概然以师道为己任”[3]1，“故一时海内豪杰，不远千里以追随”。“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3]15他的学生中，不仅有官僚士大夫，更多的则是农民、商贾、陶工、盐丁、樵人等布衣平民，遍及全国各地。根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有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多。他们当中，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一书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总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2] 李二曲曰：“昔人有迹本凡鄙卑贱，而能自奋自立，超然于高明广大之域，上之为圣为贤，次亦或称善士。如心斋先生，本一盐丁也，贩盐山东，登孔庙而毅然思齐，绍前启后，师范百世……窃意观则必感，感则必奋，奋则又何前修之不可企及。有为者亦若是，特在乎勉之而已矣！”[10]正是由于王艮矢志追求师道，终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盐丁）而成一代学术宗师，创成了一个以“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2]73为主旨的泰州学派。黄宣民先生认为，“这不单在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9] 来源：《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