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生辰纲之所以被劫，是因为押运计划被故意泄露，而泄露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大名府的军官。

然而现在看来，这种解读还是有些浅显，对人性之恶的估计还是太保守。

事实证明，整个生辰纲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梁中书设的一个局。

毫无疑问，生辰纲的消息已经被提前泄露了，连刘唐这种江湖独狼都知道了，公孙胜一个化外的道士都知道了，可见泄露的有多彻底。

以往我疑心，是杨志得罪了大名府的军官，所以被大名府军官李成、周瑾之流陷害，这似乎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千想万想，从来没有怀疑到梁中书的头上，毕竟他是这件事情的直接“受害人”。

然而，当我留意到两个时间点之后，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第十二回，书中第一次提到生辰纲，是在端午节，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后堂设家宴，梁中书提到：

“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经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一月之前，干人都关领去了，见今九分齐备。数日之间，也待打点停当，差人起程。”

端午节是五月初五，根据梁中书的这番话可知，他从四月初就派人去买礼物，“数日之间”就会启程。古人说“数日”，最大不会超过十天，也就是说，在梁中书的原定计划当中，生辰纲出发至迟不会超过五月十五日。

从北京到东京，路上留出了一整月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宽裕了。

第十五回，十万贯的生辰纲已经准备好，梁中书选派了杨志作为押运使，命他在“明后日起身”。杨志在得到命令以后，当日就“打拴担脚，选拣军人”，次日到梁中书面前辞行，第三日就上路出发，书中写道：

“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

由此可知，杨志接到命令是在五月十三日，正式出发是在五月十五日，作者对时间交代的是很清晰的。

然而，刘唐和公孙胜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呢？

刘唐给晁盖报信，当天晁盖又和吴用商议，吴用说道：

“他生辰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头，尚有四五十日。”

一般来讲，习惯上讲“五月初”指的是五月十日以前，而“五月初头”则不会超过五月初五。这也就是说，刘唐到得到消息给晁盖报信的时候，应该是在五月初五上下。

而刘唐是从大名府赶到郓城县的，从大名府到郓城县的路程，作者也给了我们明确的参考提示，原文写道：

“杨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躜行。自离了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

也就是说，杨志从大名府到郓城县，花了七天左右的时间。

然而，考虑到杨志是押着生辰纲赶路，脚程自然会有所放缓，那刘唐只身从大名府赶到郓城县，至少也应该有三天的时间。

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知，刘唐得到消息应该是在五月初二左右。然而，消息的泄露应该比这个更早，所以至迟也应该是在四月末。

公孙胜和刘唐，两人前后脚到达郓城，说明两个人得到消息的时间差不多。

两下一对比，问题就出现了。

杨志奉命押送生辰纲，是在五月十三日，而生辰纲的消息四月底就泄露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这样一来，生辰纲消息的泄露，就肯定不会是为了报复杨志，更不应该是大名府的军官泄露的。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押送生辰纲正是由大名府的军官负责，他们泄露这个消息，无疑是自寻死路。

那么，还有其他人有这样的条件吗？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什么人可以在押解计划宣布之前，就能得知押解时间、路线等重要机密？

毫无疑问，整个大名府，具备这样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梁中书。

这个结论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福尔摩斯说得好：“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一个不论有多离奇，但它一定就是真相。”

作者在时间上进行了如此细致的描写，这在《水浒传》中是很少见的，很明显，这就是在暗示我们梁中书的阴谋。

很多人对梁中书颇有好感，因为他除了给蔡京送生辰纲以外，好像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尤其是他对杨志还有赏识提拔之恩。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

整部《水浒》的贪官恶官之中，梁中书是隐藏最深的，是心机和城府最深的，差不多也是心最黑的。

对此，作者给了我们不少的提示。

回到第十二回，五月初五梁中书的家宴上，蔡夫人问道：

“相公自从山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

梁中书答道：

“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

蔡夫人道：

“相公既知我父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

梁中书答道：

“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经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

上面一番对话，把夫妻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清楚楚，梁中书对夫人的唯唯诺诺，相信每个人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正如金圣叹所说：“写尽骄妻弱婿之苦”。

由此可知，梁中书和蔡氏是面和而心不合，只是惧于对方的权势而已。

而且作为女婿，给岳父蔡京送寿礼，竟然是夫人先提出来的，甚至还带有要挟的意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可见，每年一次巨额的生辰纲，必然不是梁中书心甘情愿的，而是被逼无奈之举。

在这种情况之下，梁中书不堪其扰，心里不想送，却又不能不送，他会怎么办？

能当上蔡京的女婿，梁中书当然不可能是凡人，要知道，做名臣虽不易，做奸臣却更难。

所以，梁中书就想到了一个手段，既能不得罪蔡京，又可以极力避免自己的损失

——他故意把消息泄露出去，让晁盖等人将生辰纲劫走，而生辰纲的价值，当然远远低于十万贯。

生辰纲的价值是严重注水的，因为礼物不是钱，也不是金银，用梁中书自己的话说：

“已经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

然而，这只是梁中书的一面之词，也是梁中书的李代桃僵之计。

要知道，金银铜钱做不了假，而“金珠宝贝”是最容易作假的，从古到今这都是一桩兴盛的买卖。

梁中书拿一点钱，让人买一堆假的珠宝古董，打眼一看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不是假的，珠宝古董这些东西溢价很高，到底花了多少钱只有梁中书自己知道。然后让杨志押送进京，又故意放出风去让人来劫。

如此一来，梁中书花了最少的钱，一面讨好了蔡京父女，一面又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只剩下东京的蔡太师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这并非是单纯的猜测，小说中有两处证据，可以侧面反映出生辰纲的真实价值。

第一个证据，是白胜的赃款。

杨志押送生辰纲，总共打包了十一个担子，外加上蔡夫人的一小包梯己。

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以后，几个人将赃款分了，按照晁盖仗义的性格，即便是不平均分配，恐怕也不会差太多。

如果按照体积来算，白胜分到的财物应该有一担子还要多；如果按照价值来算，白胜分到的财物应该不低于12500贯。

然而，等到后来白胜被抓的时候，官府却只是从他家的床底下挖出“一包金银”。

很显然，这“一包金银”，不管是从体积上还是价值上，都远远少于他应该分到的赃物。

而且我们前面说过了，生辰纲押的并不是金银，而是“金珠宝贝”，是珠宝金饰古董之类的东西。白胜为何没有分到这些东西，而只是得了“一包金银”呢？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生辰纲里的“金珠宝贝”都是假的，里面或许有少量金银是真的，另外就是蔡夫人的一包梯己是真的，晁盖等人分的应该就是这部分钱。

第二个证据，晁盖很缺钱。

晁盖当上了梁山寨主之后，将打劫生辰纲所得到的财物，以及他从庄上带来的财物，分给了梁山上的大小头目及小喽啰。

然而，过了没几个天之后，晁盖和一帮兄弟们正在喝酒，小喽啰们突然来报，说有一伙客商今晚会从山下经过，晁盖听完后说道：

“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

这就太奇怪了，十万贯生辰纲加上巨大的家产，晁盖怎么会这么快就没钱用了呢？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晁盖太仗义，把所得的财物都分给了手下的弟兄。

实则不然，晁盖分钱的时候是有规矩的，并不会把所有的钱都分出去。

晁盖打劫了那伙商人之后，得到了十余辆车子的金银财物和四五十匹牲口，然后他是这样分配的：

将其中的一半收入库中，听候支用；余下的一半分成两份，十一位大头领分一份，其它的小头领和喽啰们分一份。

连上山之后抢来的财物，都只是拿出一半来分，晁盖怎么可能生辰纲全分给手下？

由此可知，生辰纲的价值并不高，整个押送生辰纲的计划，就是梁中书设的一个局，而杨志只是他精心挑选的一个背锅侠而已。

《水浒传》是一部写善恶的书，书中有很多隐藏的情节，都是在揭示人性之恶，以达到以恶彰善的目的。

书中所有的官员，或多或少都存在人性之恶，而往往外在表现越好的，其内在隐藏的就越深，梁中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