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随着二战的结束，朝鲜半岛被两个大国所左右。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为界限，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苏联占据了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而美国则控制了农业繁荣的南部地带。
尽管朝鲜半岛的人民在力量上可能显得弱小，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对独立的渴望。他们不甘于被外来力量所控制，不愿看到异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来去。这种屈辱和不满在民众心中逐渐积累，最终汇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
仅仅几个月后，朝鲜半岛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爆发。民众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统一朝鲜半岛，要求美国和苏联将政权交还给朝鲜人民。他们的呼声震天响，彰显了朝鲜人民对独立的追求。
可美国和苏联并不想轻易放弃他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明面上的直接控制已经行不通，于是他们开始退居幕后，转而扶持各自的势力，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继续操控朝鲜半岛的命运。他们分别培养了自己的“傀儡”，希望这些“听话”的集团能够夺取政权，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并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美苏的预想进行。他们所扶持的势力并未能成功统一朝鲜半岛，反而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和紧张。最终，这个棘手的问题被交到了联合国的手中。
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磋商，联合国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由南朝鲜的选民选举出统一的政府。由于苏联的反对，这个选举活动最终只能在南朝鲜进行。
选民们选出了李承晚作为大韩民国的总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随后成立。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南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持续着。
最终，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爆发的四个月后，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日子，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典礼。这本应是一个轻松、喜悦的时刻，毛主席的面色却显得异常严肃。他收到了两封重要的电报，分别来自苏联的斯大林和朝鲜的金日成。
金日成的电报中详细描述了北朝鲜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他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共同抗击美军的侵略。毛主席感受到了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也意识到了增援朝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同时，斯大林也向毛主席致信，提出了一个增援方案。他建议由中国出兵，以志愿军的名义奔赴朝鲜支援朝鲜人民军队作战。同时，苏联方面将提供必要的武器和空军支援。
两封电报让毛主席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各项事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此时正是全力恢复经济、提升国力的关键时刻。南方尚未完全安定，蒋介石在台湾正暗中策划反攻大陆的行动，而我党也在准备解放台湾等后续工作。
更为棘手的是，当时我国军队的装备与美军相比存在显著差距。如若仓促派兵进入朝鲜战场，必将面临巨大的战斗风险，甚至可能对我国的发展造成重大冲击。
10月1日当天，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越过三八线，短短十几天后，他们便占领了平壤。更为严重的是，美军的飞机频繁侵入我国东北的丹东等地区进行侦察，甚至投掷炸弹，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一系列的挑衅和威胁，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边防力量，为了支援朝鲜、保卫家国，中国决定迅速组建志愿军入朝参战。当志愿军踏入朝鲜的那一刻，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已所剩无几，包括伤病员在内仅有三万余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日成以志愿军对朝鲜地理不熟悉为理由，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将26万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部纳入他的统一指挥之下。
朝鲜军将领曾在苏联深造，他们的战术和战略受苏联红军影响，注重武器装备和后勤运输。而我军的后勤保障相对落后，更侧重于灵活的战术和策略。这种差异导致双方在战略思想和战术要求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彭德怀迅速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做了详细汇报。在电报中，他阐述了朝鲜人民军所面临的挑战，如征兵困难、军人家庭安置问题以及指挥体系的不足等，还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只有确保中方对志愿军的完全指挥权，才能为战争的胜利提供坚实保障。
伟人收到电报后，立即作出明确指示。他建议金日成在公开场合可以表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统一指挥下，与人民军共同抗击侵略者”，但应尽量避免对此进行过多解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纷争。
随后，总理也在与金日成的通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明确指出，在发表相关演讲或声明时，必须修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总部的指挥下参与作战”。
事实上，伟人、总理等领导从未真正考虑过将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朝鲜方面。他们深知，战争的胜利需要紧密的团结和明确的指挥体系。在关键时刻，苏联代表什特科夫也传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建议由中国人担任最高指挥官，而朝鲜人可以担任副职。这一建议进一步巩固了中方在指挥权问题上的立场。
尽管苏联已经表明了态度，但金日成在交出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仍然保持沉默。考虑到战争主要在朝鲜境内进行，志愿军作为外来支援力量，而人民军则是保卫家园的本土部队，将指挥权完全交给外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损害了朝鲜的尊严和自主权。因此，金日成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权衡这一重大决定。
经过一个月的深思熟虑和多方沟通，伟人在北京与金日成就此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最终，朝鲜方面接受了中方的提议：双方成立联合指挥部，共同负责指挥两国军队的作战行动。
在这一体系下，彭德怀担任司令兼政委，负责全面指挥工作；而朝鲜人民军的金雄则担任副司令，朴一禹担任副政委，他们将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共同开展工作。
11月15日，彭总在志愿军指挥部热情接待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一行。高岗也作为中方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会议中，彭总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核心议题：如何合理分配和行使人民军与志愿军的指挥权。
高岗表达了主席与总理的意见，加之先前斯大林的电报内容，使得金日成逐渐意识到，如果在指挥权问题上继续坚持，只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于是，金日成深思熟虑后说道：“在双方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上，我考虑到志愿军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如果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我认为应该由中国同志担任主要指挥，朝鲜同志辅助。在来之前，我们已经内部讨论过，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
“这个提议很好，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决定推荐彭德怀同志来担任这个联合军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你们看如何呢？”
金日成回答：“我们完全同意这个提议！我们决定委派金雄同志为副司令员，朴一禹同志担任副政委。另外，斯大林也在电报中表示同意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统一指挥，并建议由于中国志愿军的丰富经验，应由中国同志担任主要职务，朝鲜同志辅助。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批准。”
朝鲜战场后方的动员、训练以及军政、警备等事务，仍然由朝鲜方面来负责管理。高岗则补充道：“考虑到目前铁路运输和抢修工作与前线战争紧密相连，这些应该也纳入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之下。”
“我认为联合司令部对外还是保持低调为好，仅在内部行文时使用。同时，联合司令部可以设立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另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这两个机构可以合署办公，以便于双方更好地协作和共同解决问题。”
在斯大林的积极推动下，联合指挥部最终得以正式成立，彭老总被任命为联合指挥部总司令，全面负责调度整个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
可名义上实现了统一指挥，但在实际操作中，双方仍然存在着一些摩擦和冲突。其中最为典型的问题就是关于战略方向的抉择。
当时，金日成显得颇为急切。在志愿军刚刚入朝之际，他迫切希望尽快收复失地；而随着志愿军连战连捷，他又急切地想要迅速完成南北半岛的统一大业。
从金日成的角度来看，这种急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战争是在他的国土上进行的，他自然渴望早日收复失地、实现对敌人的全面胜利以及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因此，在军事策略上，金日成多次表现出过分的激进态度。他屡次催促彭总大举南下进军。尤其是在志愿军取得显著战绩的背景下，金日成认为既然志愿军如此强大，为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打过三八线、直取汉城、收复整个半岛呢？
但他的这些建议却屡次遭到彭德怀的反对。作为志愿军的统帅，彭德怀对部队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从战绩上看志愿军势如破竹，但背后的牺牲也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
当时志愿军的弹药和补给往往只能维持短短一周的时间；一旦耗尽就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因此彭德怀始终坚持稳扎稳打的策略而不愿盲目冒进。
因为他深知一旦弹药耗尽而陷入绝境时，装备精良的美军很可能会发起疯狂反扑；到那时志愿军的伤亡将会更加惨重，事实证明彭总的担忧和决策是正确的。
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后金日成对彭老总的军事才能表示由衷的敬佩，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们英勇无畏地战斗才换来了最终的胜利和国家的尊严，如今我们的国家能够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这些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光。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只有时刻牢记曾经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我们才能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并努力将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和美好。
参考资料
[1] 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 - 中国知网
[2] 论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志愿军的迂回作战 - 中国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