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五年（1461年）二月的某个清晨，随着城门缓缓开启，大明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刹那间苏醒过来。大队大同守军自府城南门永泰门鱼贯而出，散作警戒队形封禁城门，警惕地审视着周围。随即在绘有龙凤麒麟图案的令旗、清道旗、上写“肃静”“回避”的告止幡、传教幡、红色绛引幡等开道下，一众王府校尉簇拥着由众多马车组成的车队，车辚辚马潇潇地缓缓驶出大同城。

大同永泰门

由仪仗判断，这当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郡王远行。经过明成祖祖孙三代削藩，藩禁日严，宗室被禁锢在藩地城池这方小天地中，非奉召不得出城。绝大多数宗室，此生唯一一次出城的机会便是他的葬礼。即便是那少数幸运儿，也只能轻车简从的在城池周边浅浅地进行些一日游。天顺年间已是明中期，为何会有这么大阵仗的郡王出城呢？原来是代藩山阴王朱逊煁奉命迁国蒲州。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位由大同迁居蒲州的山阴王朱逊煁身上的故事。

朱逊煁（音chén），生于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十三日，为代简王朱桂庶四子，生母徐氏。

代简王朱桂的正妃是中山武宁王徐达的嫡次女，为仁孝文皇后的胞妹，也就是说，他与朱棣的既是亲兄弟，又是两连襟。有这两层关系在，双方照理应当非常亲厚，给予代藩优待也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结果代藩却被另眼相看。朱逊煁四兄弟，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借着堂兄明仁宗大封宗室的东风，才得以受封为王。

究其原因，与朱桂不断作死有关。

建文元年（1399年），朱桂被废为庶人，囚禁于王府，直到四哥靖难成功才得以复爵。照理来说，失去过当学会珍惜，可代王身上却丝毫见不到这一现象。他自觉自己被废是受了四哥的牵连，故而本就狠厉不堪的性子，在“我为四哥落过难，我为四哥流过泪”心态加持下，复爵后行事愈发变本加厉，从大同到京师，从百姓到皇帝，无不在他攻击范围之内，掀起了好大风波。

王府之内，他又将被废缘由归咎于王妃徐氏，而将在囚徒生涯中给了温暖与关怀的徐小妾视为白月光，为此毫不顾忌皇帝四哥的脸面，敢于“宠妾灭妻”。

如此种种，明成祖哪会给他好脸色。

与永乐时期很多藩国相类似，代藩的夺嫡风波也非常激烈，且持续时间尤长。

代王朱桂共有十一子，除代世子朱逊煓（音tuān）这位嫡长子之外皆为庶子，其中四人为徐小妾这位代王的白月光所生，分别为：第三子潞城王朱逊（火宁）、第四子山阴王朱逊煁、第七子宣宁王朱逊炓（音liào）和第八子怀仁王朱逊焴（音yù）。

仁孝徐皇后剧照

仁孝徐皇后去世后，代藩的宫斗加剧，夫妻、父子反目成仇，最终徐王妃母子被赶出王府。永乐十六年（1418年）代世子朱逊煓去世，代藩的宫斗随之发展到巅峰。徐王妃与两个嫡孙长期离宫别居，朱桂对他们不闻不问，次子广灵王朱逊（火民）也因为妨碍到三弟，而被找借口扫地出门。

朱桂本人身子骨又不好，如此一来代藩国事的处置权便落入第三子潞城王朱逊（火宁）之手。这自然是徐小妾孜孜以倦的追求，估计也是朱桂喜闻乐见的局面。

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便气不长，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现出原形。明宣宗即位后，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因新任代藩左长史戴礼于宣德元年（1427年）上呈的一封奏疏，代王朱桂遭到来自皇帝的斥责，潞城王本人更是被严厉警告，要求他们父子二人善待“故世子之子”。

宣德二年，重病缠身的代王妃徐氏，自知寿数将尽，她深深明白一旦自己故去，三个孙辈日子将更难挨，遂临终前上疏朝廷，为他们讨要名分。明宣宗闻讯为之恻然，经过朝议册封朱仕壥（音chán）为代世孙。至此，代藩继承人选再次确立。

努力了许久的代王朱桂与徐小妾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对孤苦无依，只有一层继承人身份护身的代世孙朱仕㙻发起攻势。代藩夺嫡之争又持续了十好几年，直到朝廷祭出大棒，才在正统中期熄火。

在这过程中，朱逊煁成为无端躺枪的池鱼。他虽是徐小妾的子嗣，可上有三哥潞城王挡着，嫡子之位轮不到他，也不像其后几个兄弟那样跋扈：襄垣王“重费白金以求鹰”；灵丘王“多出金银鞍马以与私昵”；此时尚未封爵的朱逊炓和朱逊焴化身铜锤狂魔，随父当街砸人，后又参与夺嫡之争。

代王府承运殿

要说朱逊煁身上有什么缺点，便是不肯读书。不过这个原因还要往朱桂头上找，戴礼对代藩乱象的阐述，其中一条便是“潞城王以下四王血气方刚，学业未就”，也就是说代王并未将子嗣的教育放在心中，任由其野蛮生长。

从诸多夺嫡风波中杀出重围，君临天下的明宣宗属于资深宫斗专家，政治手腕极其老辣。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一次性将代藩老三潞城王、老四山阴王、老五襄垣王、老六灵丘王的婚礼安排的明明白白，随即命这些已经成家的郡王搬出王府，算是彻底瓦解了代王传位潞城王的企图。其中山阴王妃为和阳卫百户罗暹之妹罗氏。

“（宣德五年五月庚子朔）代府长史戴礼奏：‘代王年老久病，府中诸事初凭广宁、潞城诸王发遣。今广宁奉母外居，潞城而下亦以婚礼出外，虽王有二幼子在侧，皆未谙事，凡诸启陈皆不见答。臣等虑迎接诏敕及进表笺必至稽误。今世孙仕壥年已十八，未尝一见。伏望敕谕代王，俾世孙代理国事，奉上抚下，庶为无失。’上是其言，致书代王……”（《明宣宗实录》）

朱逊煁之所以能在此等环境中表现的安分守己，恐怕与他身染“风疾”这等重病有关。他的风疾虽经多方求医问药，却始终不见起色。正统五年（1440年），他打听到大同县辖下有一位民间医生治病很有一手，遂上疏朝廷，请求让他常驻王府给自己看病。

“（十月）庚辰，书复山阴王逊煁：‘所喻夙婴风疾，欲得大同县民医刘经在府治疗。已令该部移文拨用。俟疾瘳日，仍发本县充医。’”

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二月十二日，代简王朱桂薨逝，享年73岁，是明太祖朱元璋诸子中最长寿的一个。在祖父、庶祖母极力打压下，煎熬了30多年的代世孙朱仕㙻，终于得以出头，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正月袭爵。

在此期间，山阴王殿下展现了自己的孝心。

出于对祖父的怨恨，朱仕㙻这位孝孙在充当丧主时只是按照礼制走个过场，对代简王坟园更是不上心，以至于奉祀乏人。朱逊煁看不过眼，于正统十二年九月奏请朝廷，请求准许他从自己府中调派两名内使去坟园专职奉祀，得到明英宗准许。

明英宗剧照

自宣德以后，宗王朝觐制度不废而废，绝大部分宗王终其一生都不得一睹天颜。可只想安安分分在大同城中过小日子的朱逊煁，却意外的成了那极少数的幸运儿。不过这次朝觐，对朝廷、对皇帝、对大同、对代藩而言，都是一次惨重的灾难，更是改变了山阴王殿下的人生轨迹。

正统十四年七月，一统大漠的瓦剌太师也先大举入侵，身为京师两大门户之一的大同是其重点进攻方向，由其本人率军攻打。明军先后在猫儿庄、阳和口遭遇大败，大同总督军务、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战死，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得亏驸马都尉井源和平乡伯陈怀率领三万援兵及时赶到，才算稳住了局面。

远在北京的明英宗在经过三天的匆忙准备后，也于七月十六日率领大军仓促亲征，目标正是大同这座重镇。八月初一，御驾抵达大同。朱逊煁等一众自以为今生无法得见天颜的代藩宗室，竟意外的在大同城内见到了当今天子。

见识过瓦剌兵强马壮之后，明英宗的雄心壮志顿时冷却，只在大同待了两天，便下匆匆摆驾回京。在“大伴”王振的左右下，八月十五日当天明英宗没能尝到月饼的味道，反而在瓦剌人的盛情邀请下饱尝了铁拳的滋味，“堡宗”之名就此诞生。为应对危机，九月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改立其弟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组织人手“北京保卫战”。

此时此刻大同城中“兵不满千，马才百匹”，城外瓦剌大军虎视眈眈，上任仅仅一个来月的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因出见“叫门天子”，被召回京师，虽有都督佥事、大同参将郭登勉力维持，可依然危如累卵。

大同古城墙

本就身体孱弱的山阴王朱逊煁吓得肝胆俱裂，着急忙慌地向明代宗这位新皇帝奏请内迁。当时边境地区一片风声鹤唳，沿边宗室上演了一波人生百态，聚众自守的有之，奏请赴军效力的有之，意图逃离的自然也不会少。时值“北京保卫战”的关键时刻，明代宗自然不能开这个很可能印象边境安稳的口子，于是一口回绝了朱逊煁的奏请。

“（十月）壬戌，书复安塞王秩炅、真宁王秩荧、山阴王逊煁、安化王秩炵曰：‘比奏边报甚急，欲同宫眷迁居内地。然今达贼正窥伺中国动静。若一搬移，彼必得计。叔祖皆当镇静藩屏，以保守宗社为重，决不可轻动。’”（《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当明军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也先率军一路向西撤退，走大同出关。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死心，意图攻下大同，以此为进攻大明的基地。可以说在整个土木堡之变中，大同最先陷入战乱，最后告别战争。

城外兵荒马乱，城内人心惶惶，给了有心人作奸犯科的机会，骚乱不断。连天潢贵胄的代藩宗室都难以幸免，代王祖母简王妃徐氏之墓被人盗掘，怀仁、昌化等多家王府遭遇入府劫掠，山阴王府也是其中之一。

堂堂郡王府邸，防守严密，竟然还被人侵入，劫去许多财物。此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本就因被战争阴影笼罩而长期神经紧绷的朱逊煁瞬间情绪崩溃。他将所有问题归咎于负责宿卫的校尉，认为他们防护不利，对其大加责罚。统领王府校尉的典仗张清，及事发当日轮值的校尉牛贵等人，不但挨了棍棒，还各被割去了一只耳朵。

事出有因，打打板子无伤大雅，可致人伤残就不好交代了，毕竟对典仗、校尉的处置权在朝廷手里，此举多少有些藐视王法。镇守当地的大同总兵郭登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只得上报朝廷。

大同文庙

明代宗对此很是头痛，山阴王的行为的确越份，可朝廷连王府的安全都不能保证，也有着实失体统。为此只是去信，不痛不痒地斥责了朱逊煁几句，同时命郭登积极捕盗。

“因宿直人等遇贼不行救护，固当有罪。王宜送官究问，依律处治，庶几法当而人心服。今乃擅用严刑，至割去人耳。朝廷亦未尝用此刑，王何乃尔邪？论祖宗法，固当追究。姑屈法伸恩，以全亲亲之义。王当痛自改过，遵守《祖训》。勉进厥德，庶几可无后悔。仍命有司速为捕盗。”（《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王府被盗事件在不痛不痒中告终，可瓦剌入侵给朱逊煁带来的刺激非小，让他若坐针毡。好在大同总兵郭登没有辱没大明开国元勋武定侯郭英这位曾祖的威名，多次挫败瓦剌侵占大同的野心，迫使也先放弃继续南下的企图。在郭登及其推荐的继任者大同巡抚年富的治理下，大同转危为安。

时间一晃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南宫之主朱祁镇趁明代宗病重，在石亨等人的支持下发动夺门之变，重登帝位，改元天顺。

已经息了迁国之心的朱逊煁，借着明英宗给自己挽尊的机会，给自己捞好处。比如天顺元年（1457年）四月，在他的奏讨下，先是将一户民户划入王府充当菜户，专司给王府提供蔬菜；其后又成功将岁禄的折色部分，由一文不值的大明宝钞改为以银两布绢支付。

俗语云世事无常。就在他对迁国不抱希望之时，转机突然降临。

大同之所以战略位置重要，除充当北京北侧的门户外，还在于地处农牧分界线上，属于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为半农半牧区，因此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争夺焦点。而这一气候特点，又给大同带来了一个不利影响，农业产量不高，需要内地补充。

农牧分界线（400mm降水线）

明代，作为沿边九镇之一，城中本就兵马众多，而就藩于此的代藩上到亲王、下到将军都是能生的主，宗室人口在诸藩之中名列前茅。两相交夹，及至天顺年间，小小大同城早已不堪重负。

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左佥都御史王俭奉命赴大同，与锦衣卫指挥佥事逯杲处理定远侯石彪余党，短短月余间见识到了代藩的存在对当地的影响，认为它已经成为依附在大同身上的毒瘤，不进行妥善处置，将对大同的日常运转造成极其严重的副作用。故回京后上疏指出当前大同城中有王府十三座，将军、仪宾宅第三十余处，单应付宗室营建、校尉、库子、厨役、皂隶之类的所需，已让大同难以应付。何况府中未受封的宗室更是为数众多。将代藩郡王分流山西各地，刻不容缓。

“……凡有造作，輙奏求军夫工料。见今修理府第，尚有一十余所未完，军卫有司供给不暇。况大同城中止有一县两卫，而王府校尉、库子、厨役及长史司皂隶役使人数，俱在内取拨。近又奏每王府佥上等民户一家作菜户。不过二三年间，上户消耗，又别佥代。由是民间转贫……”（《明英宗实录》）

消息一出，代藩上下群情激昂，就是去是留、迁国何处吵翻了天。在代王朱仕㙻的口中，简、戾二系九王皆想外迁，可随即潞城王、昌化王和广灵王长子表示不想走，被安排到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宣宁王、隰川王提出想去蒲州，去往霍州的怀仁王表示想去绛州。其后代王又奏称次子安定王朱成鏻和三子博野王朱成鐭也想内迁，请求朝廷给予安排。朱成鏻则奏称，自己只想承欢膝下，并没有走的打算。

总之，围绕迁国之事，代藩吵吵嚷嚷了一年多，都没个定数，惹得明英宗很是不满，给代王朱仕㙻去信，将他臭骂了一顿，要他秉公办理，不可带着私人恩怨办事。

“（天顺四年十二月）……上遗书代王，诘其所奏不实，且好恶偏私，故处事不当。如此宜处以公道，除亲子皆留侍左右，其诸郡王务从其情，愿者明白开奏。”（《明英宗实录》）

天顺五年正月，代藩支系外迁名单及区域终于拟定：山阴王府、襄垣王府迁蒲州，宣宁王府、隰川王府迁泽州，灵丘王府迁绛州，怀仁王府迁霍州。此次外迁的皆为代简王支系诸王，只有嫡脉及广灵、潞城两支郡王继续留居大同。

鹳雀楼

蒲州，位于山西西南，濒临黄河，南侧为黄河一级支流涑水河，向南可以远眺中条山脉的苍茫群山。有河山为障，易守难攻，《史记》称其为“天下之冲要”，更是华夏文明发祥地的核心区域，历来为州郡的治所，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就位于蒲州城外的黄河岸边。

明代，蒲州虽为散州，隶属于平阳府，可鉴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洪武年间曾大规模重修城池，使其城防更加得坚固完整。对外迁诸王而言，端的是一个好去处，最终却落到了不争不抢，一心想要外迁，以逃离笼罩于大同的战争阴影的朱逊煁头上。

迁居绛州的灵丘王，就对蒲州“城池高深，地饶民富”表达了深深的艳羡，为此不惜上疏朝廷请求准许他也迁居蒲州。所以 “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不争不抢却获得了最好的地盘，对山阴王府而言无疑是一种幸运，可对朱逊煁而言却未必如此。前文说过他因患有风疾，身体状况长期不佳，为此不断寻医问药，惜乎始终未能痊愈。天顺三年（1459年）四月，他又奏称自己年来多病，请求赐予医士一人常驻王府。明英宗转身就命代王府拨给。可见临老病情愈发严重。这一次搬家，转辗千里，更是让他的病情雪上加霜。

成化三年（1467年）五月初九，山阴王朱逊煁薨逝，在位44年，享年59岁（《实录》称其卒年49岁，属于误记，事实上连授爵年份都错记成了永乐二十一年），朝廷赐谥曰康惠。据清《永济县志》记载：山阴康惠王墓，在县东北文学村。

中条山脉

经过迁国，蒲州出现一城两王并立的局面，与大宗别城而居自然也多了自由与实权，比如每逢迎接朝廷诏书、敕书以及正旦、冬至等节日，在大同时必须赴代王府，随代王列班行礼，现在自然不可能再远赴大同，只能在郡王府中举行。由于山阴王府占着伦序在先的优势，取代代王府，成为本城宗室的核心，每逢大事襄垣王府宗室都要前往山阴王府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