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只为战友活着突围

35岁，本该是一个人最意气风发的年纪，但在1941年的那个寒冬，袁国平却选择在枪林弹雨中，扣动扳机，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而就在他壮烈牺牲的80年后，他的儿子袁振威，站在天安门广场，作为烈士后代的代表，见证了百年党庆的辉煌时刻。父亲的牺牲、儿子的传承，这条跨越几代的生命线，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悲壮与荣耀。为什么会这样？

一场突围战，生死只在一线间

1941年1月，皖南的青弋江边风雪交加。新四军的队伍正艰难地向北挺进。9000多人，在密林中跟随党政领导，试图摆脱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精心布下的死亡陷阱——8万敌军，七个师，严阵以待。

国民党的围剿凶猛又残忍，七昼夜的血战，敌人步步紧逼，而新四军的伤亡已过半。到与其说是行军，不如说是拼死一搏。此时的袁国平，身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不仅要指挥突围，还要安抚士气。每一场交锋，他都冲在最前，亲自掩护战友。可就在突围途中，他被敌军的子弹击中，四弹齐发，胸口、腿部鲜血直流，几乎无法动弹。

战士们试图用树枝扎成简易担架，把他抬过冰冷的青弋江。敌人的子弹如骤雨般打来，抬担架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袁国平看着身边的战友们牺牲，心如刀绞。他知道，自己再坚持下去，不仅无法摆脱敌军，还会拖累这些年轻的生命。他把仅存的七块大洋托付给副连长，并用尽全身力气嘱咐：“这是党费，赶紧突围，不要管我。”还未等大家反应，他掏出藏在胸前的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份报纸，书写理想与信仰

袁国平并不是第一次走到生死边缘。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选择了一条注定艰难的道路。1930年，长沙，红三军团攻占这座城市后，袁国平作为政治部主任，做了一件让无数人称道的事——创办了《红军日报》。在那个满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办一份红色报纸，无异于刀尖上跳舞。

他要求报纸上的每篇文章都通俗易懂，让不识字的工农听得懂，让扫盲班的战士看得懂。他甚至亲自参与新闻标题的设计，力求用最平实的语言触动人心。有些文章内容过于冗长，他会毫不客气地删掉，“空话不留，实话实说。”这份报纸只存在了六期，却让无数长沙百姓第一次听到了“工农兵的政权”这个词，也第一次明白了红军为什么而战。

更厉害的是，袁国平还用老百姓喜欢的曲调，把《共产党十大政纲》《反对军阀战争》等内容编成歌谣。比如用“孟姜女哭长城调”“四川调”等戏曲形式，把红色宣传唱进了田间地头，既接地气，又鼓舞人心。有人说，《红军日报》虽然短命，但却是当时中国最有温度的报纸。

一场选择，英雄不当俘虏

从1938年到1941年，袁国平在新四军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他不仅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还组建了教导营，为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力量。令人敬佩的是，他对每一个战士都关怀备至，甚至亲自编写教材，帮助他们成长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可就是这样一位备受拥戴的领导，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了一个很多人无法理解的选择——自尽。他的理由很简单：不当俘虏，不拖累战友。

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本笔记本，记录了他对战士们的期待：“活着的人，要将牺牲者的担子挑起来。”他用自己的生命兑现了这句话。这不仅是一个军人的担当，更是一个革命者对信仰的绝对忠诚。

一代传承，儿子接过父亲的旗帜

袁国平牺牲时，他的儿子袁振威还不到两岁。父亲的离世，对年幼的他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象。真正让他明白父亲的伟大，是几十年后母亲邱一涵的一番话。作为一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邱一涵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坚韧与奉献的意义。她告诉儿子：“不要拿父亲的功劳为自己邀功，靠自己生活。”

袁振威记住了这句话。他选择了和父亲同样的道路，加入人民解放军，成为海军指挥学院的教官。几十年间，他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海军人才。他设计的“某型舰艇编队作战指挥应用软件”，成功提升了海军编队的作战效率。可这些荣誉，他却很少提及，甚至多次将奖励机会让给年轻的教员和学生。

对于袁振威父亲是一座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山。他曾说：“相比父亲，我能活着为国家做事，已经是最大的幸福。”而在2021年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作为烈士后代代表参加百年党庆时，他心中一定有无尽的感慨：父亲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终于实现了。

袁国平的故事，既令人痛惜，也让人敬佩。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仰，从创办《红军日报》到最后壮烈牺牲，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而他的儿子袁振威，则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书写着家族的忠诚与担当。

有人说，英雄的意义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选择了什么。袁国平的选择，或许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但正是这些选择，造就了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