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史的诸多争议中，方孝孺 “诛十族” 一事其真实性在历史长河中饱受争议。诸多历史爱好者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各执一词，有人认为这是民间杜撰，是对明朝历史的歪曲。然而，当我们翻开几百年前的史书，会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
在《明实录》、谭谦的《国榷》以及崇祯年间官方出品的《方正学先生年谱》中，都有着 “诛十族” 的记录。反而是被很多人质疑为清朝抹黑明朝的《明实录》，对 “诛十族” 之事却未提及，这种矛盾的记载为这一事件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故事的初步构建：早期官方记载中的方孝孺形象从历史记载的演变来看，“诛十族” 的故事像是一场逐渐添砖加瓦的建筑工程。最初，在永乐年间朱棣的官方记录《明太宗实录》中，方孝孺呈现出一种较为狼狈的形象。他被抓后，面对朱棣的质问 “叩头乞哀”，完全是一副求饶的姿态。
最后朱棣并未心软，将他与建文旧臣齐泰、黄子澄一同收押并处死。但在这个版本中，对于是否牵连家族、牵连多少人等细节并未给出明确说法，整个事件相对简单直接，没有后来演绎出的那种悲壮色彩。
情节的逐渐丰富：从硬汉形象到 “诛族” 细节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英宗夺门之变后的天顺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内阁首辅李贤的《天顺日录》里，方孝孺的形象开始向硬汉转变。书中出现了方孝孺拒绝草诏的情节，他说出 “有死而已，诏不可草”，随后被朱棣处死，而且此时受难人员从之前的方孝孺一人变成了 “夷其族”。
这个版本相较于永乐年间的记载，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或许是因为时代变迁，朱祁镇为了宣扬忠孝精神，让这段历史有了新的呈现。
《天顺日录》
“诛十族” 说法的诞生与情节的进一步扩充（一）“十族” 概念的初次登场
正德年间，一本名为《芝山野记》的书出现了一个关键情节。其作者祝枝山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在书中记载方孝孺把笔一扔，怒斥 “不过是夷我九族罢了”，朱棣则回怼 “那我便夷你十族”，开创性地发明了 “第十族”（朋友）的说法。不过，与现在流行的版本不同的是，这个 “十族” 并不是方孝孺自己提出的，而是朱棣单方面给予的惩罚。
（二）关键情节的完善与民间传播
嘉靖年间，《江氏秘史》中出现了姚广孝劝朱棣不要杀方孝孺的桥段，以及方孝孺和朱棣辩论的情节。至此，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诛十族” 故事的主要情节基本齐全。此后，在嘉靖、万历年间，小说行业蓬勃发展，大量匿名写手推波助澜，“九族变十族” 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概念在民间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到了天启年间，《明熹宗实录》在俯视方家后代的诏书中出现了 “十族” 的概念，这无疑是给这个故事加上了官方的背书，使其在民间的可信度大大增加。从崇祯时期一直到清初顺治时代，“诛十族” 的说法被当作既定事实，深入人心。
《明熹宗实录》
（三）官方史书的反复考量
康熙年间开始修《明史》时，万斯同的第一版中还记载着 “诛十族” 的内容。但在后续的修改过程中，尤其是张廷玉的最终版，鉴于相关记载多来自野史或秘史，可信度存疑，最终没有采纳 “诛十族” 这一说法。这种官方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谨慎对待。
（四）从档案记录看事件真相
从锦衣卫的档案记录来看，方孝孺案被牵连的人数大约是 800 多人。这个数字与明初其他大案动辄牵连几千上万人相比，更接近 “夷三族” 的规模。这一数据从侧面说明，“诛十族” 的说法很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一个最初可能是民间传说的故事，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被放大，甚至在明朝皇室的记载中也被当作真实事件，而清朝修《明史》时才开始拨乱反正。
方孝孺 “诛十族” 的传说，从最初简单的历史事件记录，经过历代文人的创作、民间传说的传播以及官方记载的复杂交织，逐渐演变成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一过程反映了历史记载的不稳定性和民间传说的强大影响力。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应当以严谨的态度，仔细甄别各种史料，避免被未经证实的传说误导，努力探寻历史的真实面貌。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深入剖析，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文章来源：玄九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