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86年，作者与来55师检查工作的洪学智将军一起植树。右为21集团军军长裴怀亮，为师长蔚振忠

送兵是1994年和1996年的事。在我的记忆中，从 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部队就开始年复一年地派干部送退伍老兵。55师党委明确提出“退中抓建，以退促稳”的退伍工作指导思想，倡导文明退伍，安全返乡。

本来再正常不过的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工作，在这一时期却变得不太正常。究其原因是一度接兵从部队接改为地方送。导致兵员质量下降，一些有劣迹，家长和社会管不了的青年进入部队，给管理教育工作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假外出、喝酒滋事、打架斗殴等违纪问题屡有发生。每年老兵退伍，更是这类问题的高发期，个别自控能力差的老兵，在服役期满，甚至退伍返乡途中，也会违纪违法，寻衅滋事。一个时期以来，每年复退工作的好坏便成了检验一个部队全面建设水平高低的硬标准，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

每临老兵退伍，从总部、大军区到集团军都高度重视、高度关注，或召开电视电话会，或下发文电，或派出工作组具体帮助指导。师旅团则全力以赴，首长机关除面上留值班人员外，悉数下到基层面对面地帮助指导老兵退伍。

老兵离队返乡时，以师为单位组成输送老兵列车梯队，由师团领导担任列车梯队领导，负责本单位的老兵护送，沿途在各中转城市分流。到达或通过军区和集团军驻地时，上级首长还要前往车站看望或检阅。

1994 年冬，师确定由我担任老兵专列梯队长，刘克智副政委担任梯队政委，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分别担任副梯队长与梯队副政委，执行送兵任务。当年退伍的 1150 名老兵，分布在全国 17个省区的 204个县市（区）。

我在此之前的26年军旅生涯中，既没有接过兵也没有送过兵，第一次接受送兵任务，就担任梯队长和重要方向负责人，感到责任重大，不敢有半点马虎。

师里安排新疆、辽宁、山东、陕甘晋、豫鄂、四川6个方向送兵。并向兰州、西安、许昌、徐州、济南、北京、锦州、乌鲁木齐 8个点派出 7 名部门以上领导、16 名科长、13 名机关干部，负责协助各个方向的老兵中转。专列分配给每团和师直各 2 节车厢，司政后技机关共 1 节车厢，每个车厢为 1 个老兵连，共编 11 个老兵连。每个车厢派 1 名营干任车厢长，2 名连干为车厢值班员。同一方向15人以上派1名、40 人以上派 2 名、60人以上派 3名送兵干部。各单位按籍贯编排，负责将老兵护送到入伍所在地，完成向当地人武部或民政部门的交接。这一年全师共有150多名干部执行送兵任务。

为了减少矛盾，全师提出了“八个统一”的标准要求。即统一宣布老兵退伍命令的时间，统一会餐的时间，统一最后一顿饭吃水饺，统一老兵离队时着冬季作训服、戴作训帽，统一随身携带的物品装入背囊、挎包，统一经费核算标准，统一召开告别军营晚会，统一途中携带的干粮（1 斤面包、1 斤饼干、半斤牛肉、2 斤水果、5 个鸡蛋、2 包榨菜）。

我们的专列编号为 602 次，为临编客运列车。12 月 4 日 11时 40 分离开张掖，5 日 5 时 30 分抵达兰州火车站。离开张掖时，师团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及张掖行署、张掖市党政领导前往车站参加登车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专列到达兰州后，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祝书勤率机关人员在站台上检阅了我师退伍老兵方队。而后又在中转人员协助下，由送兵干部带领按方向转乘预定列车返乡。

我和163团政委郑万峰负责护送北京与东北方向的 150 多名老兵，这是当年的重要方向。当日 9 时 50 分转乘开往北京方向的 T44 次特快列车，为便于途中管理，经与列车长联系，相对集中在 2 节车厢。

我们向全体送兵干部提出“老兵在部队服役三年，我们要为老兵服务好三天”。要求送兵干部一路与老兵同吃同娱乐，切切实实为老兵服好务。老兵们也表现出了应有的思想觉悟，自觉配合送兵干部的工作。他们身着冬季作训服、脚穿解放鞋、头戴作训帽、背背囊、右肩左携挎包。车厢悬挂横幅，整洁有序，歌声嘹亮，沿途群众都以为是部队接的新兵。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无碍大局的小插曲。但毕竟我们的老兵在部队受教育多年，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因处理及时得当，使临时出现的问题迎刃而解。一个情况是 6 日晚 7 时 50 分列车到达北京站后，即将换乘 229 次列车继续前往沈阳的老兵中，有人脱下军用胶鞋、摘下作训帽，换上了便装，这既影响到其他老兵，又与“两包一身绿”的队伍极不协调，个别送兵干部见状便恼火起来。

我当时分析个别老兵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只是想及早摆脱纪律约束，穿着得个性化一些，并不是存心捣乱。这时如果有谁给他们讲大道理，肯定听不进去，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强迫命令。

于是我便集合老兵说：“战友们，我们已经将大家送到北京，再次换乘很快就要到达各自的家乡了，凡不愿意集体一起走的同志可以自行购票回家，愿意继续和大家一起走的必须遵守师里两包一身绿的规定，个人不能影响集体形象和行动。”

当时的情况是，所有人的车票都统一购买到目的地，所换乘的车次也是最早最快的，如果有人要单独走，不仅要自己掏钱重新买票，到达家乡的时间也要比统一走晚得多，实在不划算。于是那些换了装的老兵又纷纷换上规定着装，跟随大家一起登车了。

接下来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6 日当晚继续前往沈阳途中，半夜时分我被随行的军务科副科长祝志鹏叫醒，说是前方即将到站的大庆籍老兵反映团里给他们算的路费不够，有三四个老兵违反规定在餐车喝啤酒说事哩。

我一边告诉他不要紧张，一边穿衣下铺随他到了餐车，几个正喝得满脸通红的老兵见我走近他们，很不自然地站了起来，我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招呼他们坐下。

看着他们尴尬的样子，我满怀深情地对他们说：“你们马上就要和亲人团聚了，回去和家人一起喝团圆酒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非得违反规定在列车上喝酒？不让大家在途中喝酒，是为了安安全全，顺顺利利地送你们返回家乡。旅途的情况很复杂，有时你不犯人但却有人找你的碴惹事，假如你喝了酒，就有可能在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失去理智，做出追悔莫及的傻事来。”

说到这里，一个高个子老兵猛地站起来说：“首长我们错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是几个战友说团里给我们少算了从火车站到家的公共汽车票钱，我们几个一起到餐厅商量这事咋办便喝起了酒。”

我问差多少，他们说十多块钱吧。我随即叫来随行的师团机关同志了解情况，当弄清老兵们反映的问题有一定道理时，当即决定补发给他们所提出的差额。几个老兵连声说给首长添麻烦了，一再表示感谢。

通过及时正确处理发生在送兵途中的这两件事情，使我对过去部队管理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反思。感到固然有一些严重违纪的士兵需要严肃处理，但也存在对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士兵缺乏应有的思想感情，没有及时有效地开展谈心交心，沟通交流，工作没有做到位。甚至简单地给予处分，也有个别士兵被除名。

现在回想起来，总感到有一种没有尽到责任的失职感，愧疚感。其实在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本质并不坏，只要工作跟上去，还是可以教育转化的。我们的士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人参军来到部队才踏入社会，需要部队领导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耐心管教，尤其对一些是非观念不清，自控能力差的士兵，更需要加以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使他们得以健康成长。要允许他们犯错改错，从错误和挫折中汲取教训，改邪归正，完成从孬兵到好兵的转变。记不清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没有尽到责任的军官，没有教育不好的士兵”。我觉得此话有一番深刻的道理，带兵的人都应当认真地用心去领悟。

我们于 7 日中午 1 点 40 分到达终点站沈阳，我和郑政委的护送任务到此暂告一段落。两年后的 1996 年 12 月 5 日至 16 日，我又执行了一次华南送老兵任务。其程序和过程大体与 1994 年冬季东北送兵相同，包括从张掖到兰州所乘专列的编号都是 602 次临编客车。所不同的是梯队领导的规格更高，全部由师常委担任，副师长刘广达为梯队长，政委袁建国为梯队政委，我担任副梯队长，装备部部长陈金铭为梯队副政委。巧的是我又和163团郑万峰政委搭档，负责护送河南、湖北和广东、广西4省6县市区的 325 名老兵。

12 月 6 日 7 时专列到达兰州，军区李乾元参谋长检阅后，于上午 11 时 26 分登上开往广州的 128 次列车南下。由于有了1994 年送兵的经验，任务完成得顺利圆满，这里不再赘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