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乌克兰侦察官爬行了三天两夜的故事

今年10月，在库皮扬斯克前线的一次特别军事行行动中，一名乌克兰武装特种部队阿尔坦分队的侦察连指挥官霍霍尔（Khokhol）在敌后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时，为掩护战友撤离，在俄罗斯后方的一片森林中迷路了。

他独自一人，没有食物、水、手表或指南针。只有一支突击步枪、两个子弹弹匣、一把刀和一张圣像，以及一颗为自己保留的子弹。

更要命的是，他在战斗中受伤了，所以不能正常地走路——在敌后不便行走则意味着死亡。他所能做的就是非常缓慢地爬行，紧紧地压在地上，这样敌人就不会注意到任何动静。

霍霍尔的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阵亡了，发誓要为他报仇。他的妻子在乌克兰烈士陵园里为他安排了一块墓地，并准备好了祭奠用的蜡烛。

但事实上霍霍尔还活着，他在敌后艰难地爬行，爬了三天两夜终于回到了部队。

“如果一个人有九条命，那么我在那段旅程中就用完了所有九条命，” 大难不死的霍霍尔回忆说，他在爬行的过程中与口渴、疲劳、疼痛与死亡斗争，他始终相信，当事情变得艰难时，他只能继续爬行。因此，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下面，是霍霍尔亲自口述的关于他在敌后爬行了三天两夜的故事。

天子

我来自文尼察州，在2019年以前，我的工作是护送油轮与货船。我们会在船员即将进入海盗危险区时加入他们的护航编队。我绕着非洲航行了两次。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加那利群岛、斯里兰卡......我都认识他们。

但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海盗。

从我的身份证明中可以看出，我的别名是霍霍尔（Khokhol）。早在2001年，一个来自敖德萨的战友曾经这样称呼我。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别名时，我总是这样解释：“Khokhol”是俄语对乌克兰人的贬义词，但我看不出有什么冒犯性。因为，“Khokhol”在克里米亚鞑靼语中意为的意思是“天子”（kök oğlu）。

在全面战争的第一个月，我帮助我在基辅的朋友们从事后勤工作。当特种部队阿尔坦分队成立时，我加入了阿尔坦分队，我是它的原始成员之一。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埃涅尔霍达尔行动，当时我们试图进入这个城市，但没有按计划进行。然后来到了哈尔科夫，我们在巴赫穆特，帮助武装部队解决了阵地防守不足的问题。

我们也在蛇岛执行了任务，我是坚持守卫蛇岛的成员之一。岛屿、大海、日落、盐，那里真的很美。如果俄军留在蛇岛并在黑海中的天然气钻井平台上安装军事设施，他们就会控制整个乌克兰南部，所以我们夺回了这个岛屿。

最后我们来到了库皮扬斯克，也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

“计划很简单，没有迹象表明前方有麻烦”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Kraken单位需要一些帮助，领导层决定派我们的部队来执行，当时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海上行动。因此我们组建了一个28人的行动小组，我们把武器、夜视仪以及其他必须的设备打包在一起，出发了。

我们认为执行这个任务28个人就足够了，并分成了6个小组协同配合。

星期一晚上，我们相互介绍认识后，就各自进行准备工作，第二天早上黎明破晓，行动就开始了。

战斗比平时更激烈一些。正如剩下的海妖战士所说：“你今天中了大奖，一辆坦克向我们的侧翼开火，他们摧毁了我们的右翼和左翼。两翼各有一个战士阵亡，还有很多人被震成脑震荡。

当天晚上，我们的行动小组在阵地上的28人中，已经有21人受伤了，其中2 人死亡，8 人受伤，11 人脑震荡。但我们深入敌后，而且没有可以更换的支援人员。

一个敌军小组穿插进入我们的两个小组阵地之间，虽然他们的人数不多，但他们躲在长长的草丛中打冷枪，让我们防不胜防。其实这时，我们行动小组中仍有战斗力的也只剩下我与其他的6个人，只是对方并不知情而已。

我们在白天俘虏了几名敌军士兵，一个叫火星的战友准备让他们去劝降。火星对其中一个俘虏说：“现在放你回去，你要去劝导你们的战友放下武器，普通士兵投降会得到优待的。”

这个俘虏果然顺从地向自己的阵地爬去，这时我们立即放飞了无人机记录了他们的位置以及有多少人，准备等到白天通知炮兵行动。

但思考片刻之后，我又联系了总部，说：“我们有几种选择，但我建议在夜间冲进我们阵地之间的森林种植园，把他们击倒。”

但总部的回复是正在研究，并让我们等待命令。过了很久，由另一个行动小组指挥官科罗尔带领的支援队伍终于到达了。

我问他：“有什么关于我的指示吗？”

他说：“不，我没有接到不参加袭击的命令。”

总部没有指示我带领受伤的队员撤回，所以作为连长，我决定和他们一起行动。

我为什么决定去？阿尔坦分队指挥官维克多后来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怎么能不这样做？这些是我的部下，这是我领导的小组。

行动都很顺利，刚开始行动我们就抓了两俘虏，在俄军的最后一个战壕里又俘虏了四个，所以我们总共有六个俘虏。

这时，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三点，一旦黎明破晓，我们就不能再在空旷的地方走动了。

因此，我决定带两名战士（涅夫斯基和利沃夫斯基）将俘虏押送回我们的保护区，交给阿尔坦分队指挥官审讯，再带着预备队返回战场接应火星以及让其他的战友，然后进行疏散。

这个计划简单明了，没有任何麻烦的迹象。

“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敌人！”

不幸的是，我们所有的夜视设备和热成像仪都已经在此前的行动中损失了相当多的电量。我们的无人机也在充电，所以我们上方也没有“鸟”。好吧，我们三个人押着挤压成柠檬一样的囚犯往回撤退。

此时，囚犯们的双手被绑住，走路时跌跌撞撞。我决定解开他们的束缚，但我警告他们：任何向右走一步或跳来跳去，我们会立即毫不犹豫地开枪。

在岔路口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个囚犯摔倒了，我们把它们扶起来，让他重回队形。他们中的一些人受伤了，我们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们的行动很缓慢。我走在前面，在我身后是六名囚犯，涅夫斯基和利沃夫斯基则在后方押阵。

我们继续地走着，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岔路口走错了路，没有直行，而是向敌人的阵地走去。

我们走了大约700米，有三个化过装的士兵端着枪从森林里出来迎接我们。我以为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出声，我的战士们也没有出声，我们静静地走着。囚犯们还在用他们的母语喋喋不休小声说话。

这时，三个端枪的家伙喊道：“口令！”

“你什么意思，我们和Khokhol在一起执行任务，要什么口令？”涅夫斯基说。显然，涅夫斯基也把这个三个人当成自己的战友了。

“谁是Khokhol，你在干嘛？”对方在问。

我这才意识到对面的是敌人，立即对着收音机里（战术移动通讯器材）大喊“行动”，然后向那三个家伙开枪。

俄国人在不远处有一个观察点，他们听到枪响就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开始用机枪向我们所在的地方进行扫射，并向我们投掷手榴弹。在这场战斗中，俘虏也被手榴弹炸死了。

我身上有一本完整的杂志。当我被震晕后醒过来的时候，杂志还剩下两页半了。我向涅夫斯基和利沃夫斯基喊道：“滚回去！”

当时我在想，我会向右边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当敌人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时候，另外两个士兵应该可以安静地逃离。然后我再回到起始位置，那里有一条小路，我也许可以沿着这条小路逃走。

这个计划很好，但没有成功。我刚开始撤退，俄军的炮弹就来了。他们不停地向我用榴弹发射器投掷，幸好被我躲开了，而且他们也无法接近我，因为我所在之处正好是一片雷区。

但我只走了大约50米远，俄军又向我发射了榴弹枪炮，炮弹在我的附近爆炸，让我失去了知觉。

雷区的早晨

第二天早上，我被爆炸声吵醒了，俄军还在用无人机与榴弹发射器向我可能去的地方投掷炸弹，由于长长的草丛，他们看不见我，但他们知道我躲在某个大致的地方。

大约是早上七点。我脱下了防弹衣，因为它阻碍了我的撤退，其中一枚VOG手榴弹打碎了我的耳机，所以我又摘下了头盔和肩带系统。

当时的我有三个选择。投降，留在原地，或离开那里。

我不能直接跑回我们的阵地，因为这样很容易成为俄罗斯人的目标。我们自己的部队也因为敌我难辨不会让我通过，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把收音机留在了某个地方，准备尽可能地朝自己的阵地靠拢，并希望不会被任何设备检测到。

于是我出发了。

除了一支突击步枪、两个子弹弹匣外，我随身还携带了三样东西，一根止血带，一把刀和一个圣像图标。因为我的肢体已经受伤，我需要止血带，前面危险重重，所以需要用刀来防身。同时，我还给自己预留了一颗子弹，以防万一。

一架敌方无人机开始跟踪我。我指了指它，问：我应该走哪条路？它向我挥舞着翅膀，为我指明了某个方向。是的，这意味着我需要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我下了山。我看到地面上全是蝴蝶地雷，还有绊线雷。但我最担心踩到可能隐藏的地雷，于是我试着走到草长的地方。

我来到一个洞穴前面，看到它也被绊线雷覆盖，还有一些杀伤力相当大的破片地雷。敌人将铜线当作地雷的绊线，由于那天早上有露水，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雷绊线。我意识到这些碎片地雷可能无处不在，所以我只好朝另一个方向绕行。

为了甩掉无人机，我爬到灌木丛下，用树叶盖住自己。这时我能听到无人机嗡嗡作响，它在四处找我。

我在那里一直呆到黄昏，然后趁着夜色穿过一条田野路。为了躲开追捕，而且身体又受了伤，我不得不开始在草丛中爬行。

就两样，我爬了三天两夜。

我想起了柯南，心想：他一直在游泳，所以我会继续爬

在那段时间里，我趴着爬行，没有起身，大约三公里半（21/4英里）。我应该感谢美国的设备，因为它帮了大忙。它就是Gore-Tex——它不会让水分进入，但它是“透气的”。

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狙击手。我开始快速爬行，我的身体也变暖了，他能够通过设备看到我。顺便说一句，它不一定是敌人的狙击手——它可能是我们的狙击手之一。一颗子弹从我头上呼啸而过。我停了下来，子弹落在了一米远的地方。

一般来说，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爬行，但就我而言，我必须尽可能靠近地面，并且做所有事情都非常缓慢和不显眼，这就是爬行技术。我每爬行10米就停下来休息一会，这样可以以恢复呼吸与体温，当身体感到寒冷时，又继续爬行。

没有水，也没有食物。

我想起了《乌克兰真理报》中一名属于阿尔坦（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一个特种部队）的士兵柯南的故事，柯南在黑海的一次行动中落水，不得不游泳 14 小时，我在为何不能在陆地上爬行回去呢？

第二天，天气阴雨绵绵，由于找不到参照物，我只能通过枪声辨别位置，每当勃朗宁M2机枪启动时，我才能分辨出自己守军的位置。

当我需要睡觉时，我会在草地上安排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找一些干柴垫在我的身体下面。

但第二天晚上过后，我意识到我的体力已经被严重地透支了，我的意识在渐渐地模糊，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我甚至开始出现幻觉：例如，我在爬行时和妻子说话。那时我可能已经神志不清。我失去了方向感，我再一次迷路了，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感觉就像自己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日复一日，没什么变化，有时稍微亮一点，然后再暗一点。

朦胧中，我想起了很多关于我的第二任妻子的故事，我们于 2019 年结婚，我们还有孩子，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

草地、雾和雨，可能是天气的变化帮助了我，渐渐地恢复了我的意识，因为我知道无人机随时可能找到我，在这个时刻，我必须开始重新评估一切。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投降。

巴赫穆特圣像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还有一个圣像。

当初我们驻扎在巴赫穆特的一个居民区时，我住在靠近窗户的房子里，墙上挂着一个是绣着的圣母玛利亚布制的圣像。我曾经看着它，有时我会用开玩笑的方式和它说话。

袭击开始了，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了我所在的建筑物，屋顶倒塌了，把我压在一个角落里，这个圣像正好落在了我的胸口。

我说：“你想跟我一起去吗？我把它从框架里拿出来，卷起来，从那以后我就把它穿在我的盔甲上，背在背上。

还有另一件事（当时我己经有了圣像）：敌人的坦克正在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开始通过雷区撤退。我的战友撞上了地雷，我也踩到了蝴蝶地雷。我的靴子被炸成碎片，脚后跟有瘀伤。我因为腿受伤被标记为 Cargo 300 [受伤士兵的代号——编者注]，但有人救了我，现在如果你不仔细看，你不会发现我走路稍有点跛行。所以，冥冥之中，圣母玛利亚也在保佑着我。

而这一次，当我们走错了方向，我脱掉了防弹衣，当我走开时，我意识到圣像还在我的盔甲里。我跑回去，子弹在我周围呼啸而过，但我还是拿到了圣像并带走了它。

“伙计们，我来找你们了。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某个时候，我又接近了敌人的阵地。我等了很久——我离得很近，我能听到他们所有的谈话。但最后，我还是设法从他们的两个位置之间偷偷溜过去。

不过这个过程很困难，因为这个区域只有12米宽，所以我花了四个小时爬行，尽量不让自己被任何动作泄露，这样我就不会被任何设备注意到或发现。

我到达了伊万尼夫卡村的郊区，那里有一个墓地和一些战壕。我找到了半瓶水。我非常珍惜地小口喝着，把水含在嘴里。我知道，如果一下子喝光了，可能过不了多久会又渴了。

在墓地里经过长时间的爬行，我想站起来走动，但我的伤却不能让我站直，而且我周围的战斗仍在继续，机枪和迫击炮在开火，我只能继续爬行。

再后来，我看到了一个军事阵地。我仔细看了看，看到了穿着迷彩服的家伙——他们是我们的人！我放下步枪，举起双手说：“伙计们，我手无寸铁，我要过来找你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战友们给了我一个口粮包，我试着吃东西，但我没能做得很好，我又试着在田里咀嚼麦穗，从杂草中取水，但没用——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这支小部队还在执行任务，不能护送我回去，而伊万尼夫卡附近的道路，一边被我们的部队袭击，另一边被敌人袭击，都不安全。

但我还是决定沿着这条路走，以回到阿尔坦分队。我从一个灌木丛跑到另一个灌木丛，因为我再也爬不动了。当然，这次跑的姿势是相当别扭的。

“我的故事是关于不放弃的”

最终，我来到了自己部队的迫击炮所在阵地，然后我被带到最近的检查站。由于在敌后行动中不可能携带证件，我也不知这支部队当天的口令，因此无法通过检查站。

我只好告诉检查站的士兵，我的别名是 Khokhol，我需要和库皮扬斯克驻军的指挥官交谈。

不到半个小时，库皮扬斯克驻军参谋长本人就冲了过来把我接走了，并带到了指挥所，但这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

医生对我说：“你还有12-14个小时的生命。”

当时我的血压是60比80，因此他们想给我静脉注射，但身体表面到处是伤口，无处插针。随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安静的营房休息，我很快就昏睡过去了。

恢复并不容易。首先，我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因为我的耳膜已经穿孔，而且我的身体里还有小块弹片。

当我吃饭时，我仍然感觉不到我是否吃饱了，所以我按照时间表吃和以前一样的份量，水也是一样——我只需要不停地把它倒进喉咙，感觉自己像一块海绵。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然觉得自己置身于库皮扬斯克森林中。我会闭上眼睛，看着这部电影在我的脑海中播放。

就就是我“关于不放弃”的故事。正如维蒂亚所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消灭敌人，而不是为了死。”

没有必要盲目地牺牲自己——我们珍惜每一个生命。我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相信一切的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还有一件好事，当初和我在一起战友的涅夫斯基和利沃夫斯基在也那次被袭击中顺利撤回了，虽然他们的脑部受伤，但都还活着。

“我妻子在墓地安排了我的地块”

我的妻子是我的初恋，我们相识的时候，她15岁，我16岁。但年轻的我们由于没有真正了解对方，所以我们分手了。

后来我去服兵役，最后去了敖德萨;而她继续深造，后来到了基辅。我在敖德萨住了13年，并成立了家庭，她在基辅也有了家庭并生活了17年，但我们几乎没有联系过。

但后来她离婚了，我也离婚了，我们在基辅又见面了。就在那时，我们很清楚我们会在一起，所以我们在2019年结婚了。

当我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不会随身携带手机。我曾告诉我的妻子，在一段时间内我将无法联系。

而这一次，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于是，我的妻子开始打电话给我的战友和指挥官。

战友们驾驶一架无人机在我作战的地方寻找，他们在俄军控制的地方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士兵，长得像我，还以为就是我，打算用三五个活的俄军俘虏交换我的尸体。

战友们去了家里，告诉了我的妻子所发生的这一切。妻子问他们是否100%确定我已经死了，他们说99%，而且还说正在谈判交换尸体。

于是，我的妻子在烈士陵园为我安排了一块墓地，并准备好了祭奠用的蜡烛。

所以当我活着出现在指挥所时，有人喊道：“给这家伙的家里打电话，他必须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她快疯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同处在一个无比真忠诚友好的单位里——甚至我们的妻子也彼此认识。

我们互相交谈，一起见面——真的很友好，就像家人一样。

终于有人给她打通了电话。我逐字逐句地记得谈话。我拿起电话对她说：“对不起，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爬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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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