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元年深秋，吐蕃大军如飓风般席卷关中，长安城外竟无一支唐军迎战。唐代宗李豫在宦官程元振的哭喊中惊醒时，叛军距大明宫仅剩百里。这位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之主"，竟在龙椅上瘫坐失语——此刻他才惊觉，满朝文武与四方藩镇，早已将他视为孤家寡人。
程元振的专权酿成了大唐开国以来最荒诞的军事灾难。这个掌权仅两年的宦官，为独揽兵权竟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尽数贬黜。当吐蕃先锋抵达邠州时，镇西节度使马璘的八百里加急被其扣压十三日。更致命的是，神策军此时已沦为权贵子弟的镀金之所，长安守军实际不足三千。
史载吐蕃入寇途中，凤翔节度使孙志直闭门不战，泾州刺史高晖更是主动献城引路。这种集体沉默，实为武将集团对中枢的彻底失望。当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时，随身仅二十余名宦官，满朝朱紫竟无一人扈从。
宝应元年那杯毒酒，彻底撕裂了君臣信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这位曾让叛军闻风丧胆的"铁壁将军"，在主动交出兵权入朝后，反遭唐代宗听信谗言赐死。刑场上，来瑱撕开衣襟怒吼："臣胸腹皆铁石所铸，何来反骨？"刽子手刀落时，各地节镇的效忠誓言随之粉碎。
此案引发多米诺效应：淮西李忠臣当即扣押朝廷税赋，河东辛云京开始私募兵勇，就连最恭顺的泽潞节度使王思礼，也暗中扩军至五万。柳伉在《请诛程元振疏》中痛陈："陛下疑汉将如胡虏，待胡酋若腹心，此四叛之源也！"
唐代宗在流亡陕州期间，竟将平叛失败的教训扭曲为"姑息养藩"。他不仅赦免了仆固怀恩的朔方叛军，更将河北之地尽数授予安史旧部。田承嗣获魏博七州时，公然在治所修筑"天雄军"旗楼，其高度超过长安鼓楼三丈，而朝廷使臣竟佯装未见。
这种绥靖政策催生了中唐最致命的肿瘤：河朔三镇。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幽州朱希彩三人私定"攻守盟约"，约定"军事自主，赋税截留，官职世袭"。当朝廷试图收回盐铁专营权时，三镇联兵二十万陈兵黄河，唐代宗被迫收回成命。
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传奇，掩盖不了帝国根基的朽坏。这位七旬老将之所以能挽回危局，全赖其个人威望而非制度保障。当吐蕃退兵后，唐代宗竟将神策军扩充至十五万，交由鱼朝恩统领，致使宦官掌兵成为定制。
更具讽刺的是，唐代宗晚年自诩"宽仁"，却在洛阳行宫暗设"察事厅"，派遣密探监视节度使。这种君臣互疑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建中四年爆发"泾原兵变"。所谓的中兴气象，不过是用更多隐患换来的短暂喘息。
从诛杀来瑱到纵容河朔，唐代宗用八年时间验证了柳伉的预言："疑忠良则爪牙尽失，纵藩镇则肢体溃烂。"当这位"明君"在779年病逝时，大唐的户部黄册显示：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税户，已不足天宝年间的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