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读者都知道，太尉高俅在小说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反派角色中数一数二的存在。不论是豹子头林冲的剧情线，还是后来朝廷调集官兵征讨梁山泊，高俅在小说中都占据了极大的篇幅。按照原著中的说法，高俅最早是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秘书，后来北宋给驸马都尉王诜。因为王诜与赵佶交好，高俅也就因为蹴鞠的技能得到了赵佶的看重。后来赵佶登基当了皇帝，是为宋徽宗。于是高俅靠着攀附皇帝，在军队中崛起，最后成为北宋禁军第一人，也就是殿前司指挥使，俗称太尉。
然而笔者翻阅历史书却发现，从苏轼的人生历程看，高俅是不可能给他当秘书的。苏轼后半生的管路非常坎坷，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东京汴梁城。他不是在流放，就是在流放途中，怎么可能有高俅这样的秘书呢？而且高俅是武官出身，苏轼在朝廷时担任的是普通文官，就连领兵的文官都没当过，怎么会跟高俅扯上关系呢？是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搞错了？带着这些疑问在宋朝的史料中寻找答案，看看高俅与苏轼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经过一番资料的查阅、归纳总结和分析后，可以发现高俅的这段经历指的并不是苏轼。
按照小说原著的说法，高俅年青时在苏轼身边当小史，也就是管笔墨文案的秘书。因为苏轼和王诜都是当时的书画大家，所以经常有往来，关系非常的要好。元祐八年的时候，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王诜。由于高俅擅长抄写誊录，又会蹴鞠歌舞，很受王诜的喜欢，不久便成了王诜的心腹之人。王诜是宋哲宗赵煦的妹夫，老婆是蜀国公主，官至驸马都尉，算是半个皇家人，与皇亲国戚们来往频繁。宋徽宗赵佶当时还是闲散王爷，爵位是端王，平时喜欢书画和歌舞娱乐，便与王诜打得火热，双方来往非常频繁。
高俅作为王诜的心腹，经常被派到端王府送东西，于是有机会在赵佶面前表演蹴鞠的技艺。高俅擅长蹴鞠是东京城闻名的，所以很快得到赵佶的信任，不久就成为端王府的人，在赵佶身边行走。宋哲宗赵煦去世后，因为没有留下子嗣，所以在向太后的推荐下赵佶登基继承皇位，是为宋徽宗。赵佶当了皇帝后把端王府的老人都派到各地当官，高俅也因此被派往西北军刘仲武的麾下。接下来高俅靠着赵佶的撑腰，很快在西北军中崛起，蹭了不少的功劳，成为了殿前司指挥使，也就是东京禁军第一人。
可是从当时的史书来看，《水浒传》中的这段描述是很有多不符合史实的。首先对于王诜的老婆蜀国公主的描述就不对，蜀国公主是宋英宗赵宗实的女儿，宋神宗的妹妹，以赵佶的身份应该叫姑姑。但小说中却写成了宋哲宗赵煦的妹妹，将其辈分降了一辈，王诜也从赵佶的姑父变成了妹夫。这其中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苏轼身上，从史料上分析，高俅不可能给苏轼当秘书。众所周知，苏轼深陷新旧党争中，从宋神宗时代的乌台诗案开始，他就在政治斗争中备受迫害，长期处于流放和流放途中，在东京汴梁城停留的时间极短。
乌台诗案后，由于王安石等人的说情，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逃过了杀身之祸。宋神宗元丰七年的时候，苏轼又被朝廷调到汝州。在前往汝州的途中苏轼的小儿子夭折，他上书朝廷请求到常州居住。宋神宗崩溃后，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因为赵煦年龄太小，没有能力执政，所以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制。高滔滔掌握朝廷大权后召回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首的旧党大臣，废除了新党大臣蔡确、章惇在宋神宗时期实行的新政，拉开了元祐更化的序幕。苏轼因为是旧党大臣，重新被朝廷召回，以朝奉郎知登州。
苏轼到了登州没几天，就接到朝廷诏令，被召回东京汴梁城出任礼部郎中。苏轼赶到京城后不到半个月，就被朝廷升为起居舍人。此后三个月苏轼的官职如坐火箭一般青云直上，先后出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但由于朝廷内部新旧党争激烈，新党内部在司马光死后一分为三，苏轼也因此遭到了各方的攻讦。苏轼作为旧党三派中蜀党的领袖，遭到执政的洛党和朔党的攻讦，不得不自请外调离开朝廷，跳出党争的漩涡。于是在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就此离开了东京汴梁城。
从史料来分析，从元丰八年回到东京汴梁城开始，到元祐四年离开，苏轼在朝廷中只工作了思念。此后苏轼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京汴梁城，只能辗转于宋朝各地，处于流放之中。元祐六年他本来有机会被召回朝廷，但因为政见不合，半路上就被调到颍州出任知州，第二年他又被改任为扬州知州。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他召回了新党大臣章惇出任宰相，章惇上台后新党卷土重来，大量旧党大臣遭到政治迫害，苏轼也在其中。于是苏轼先被调到定州，第二年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被流放到惠州。
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新党朝廷继续迫害旧党大臣，他又被流放到了儋州。此后整个宋哲宗赵煦时期，苏轼都在海南岛的艰苦环境中度过，日子非常凄苦。直到宋徽宗赵佶登基后，代表旧党的向太后掌握政权，朝廷发布的大赦，苏轼才重新被启用为朝奉郎，然后他又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第二年苏轼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从这些史料来看，苏轼从元祐四年离开东京汴梁城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而《水浒传》中描述高俅给苏轼当秘书，那是在元祐八年，这在时间点上就完全不合。
也有人提出猜测，可能是施耐庵的笔误，事情可能发生在元丰八年。这种说法在苏轼的时间线上勉强成立了，但在王诜和赵佶的时间线上却成了大问题。元丰八年因为宋神宗去世，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卷土重来，苏轼也被调回东京汴梁城出任礼部郎中。这段时间高俅的确有机会给苏轼当秘书，但王诜当时却不在东京汴梁城。因为受到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王诜于元丰二年被贬到均州，直到元祐元年才复出任登州刺史和驸马都尉。苏轼虽然于王诜关系极好，但两人分居两地，长期以书信交往，苏轼怎么向王诜推荐高俅呢？
而当时还在当端王的赵佶年仅四岁，练最基础的写字都还不一定会，不可能在书画上和王诜进行交流，更不要说疯狂爱上蹴鞠了。这段时间高俅要攀附上王诜和赵佶，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当时王诜在登州，赵佶在东京汴梁城，两人都不一定见过面。王诜和赵佶搭上线，还是在他回到东京汴梁城时候的事，这已经在宋哲宗赵煦晚年的元符年间了。那时候王诜已经是东京城有名的书画大师，赵佶正是少年时代，刚刚对书画产生兴趣，两人有过一些书画上的交流。高俅要攀上王诜和赵佶，只能发生在这段时间。
以王诜的性格和高俅搞到一起是很可能的，他就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在书画上有很高的造诣外，还长期沉迷于歌舞、青楼、蹴鞠等娱乐活动。因为蜀国公主在元丰三年就去世了，王诜作为驸马都尉又无法续弦，所以长期处于独身状态。这样的状态下，王诜和高俅在娱乐活动上有了交集，并且收高俅为亲随也是很有可能的。赵佶的性格与王诜很相似，尤其是作为无法参政的闲散王爷，两人名为姑侄实为玩伴。高俅因为在吃喝玩乐方面得到两个贵族的欢迎，然后以蹴鞠攀附上这种贵人，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高俅是直接攀附上王诜和赵佶的，为什么作者施耐庵要给他安排一个苏轼秘书出身的身份呢？历代文人笔记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高俅是苏轼的私生子，还有一种是高俅在官场上对苏轼的儿子苏过非常照顾。其实这两种都是后人牵强附会的说法，史书上并没有证据。苏轼虽然有对外送出小妾的记录，但从没有把怀孕小妾送出的说法，而且人家也不一定会收。所以这种没有根据的事，完全是后来的人胡编乱造。第二种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宋徽宗时期蔡京打压元祐大臣，苏过作为苏轼之子并没能回到朝廷当官。
从各个版本的《水浒传》来看，这段故事中对于苏轼身份的认定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近现代版本的《水浒传》中有的版本直接写的是苏轼，也有的版本写的是“苏学士”，并且由注释写为苏轼。但越是早期的版本，对于这位苏学士的认定越发模糊，当时虽然苏轼的呼声极高，但也有人认为是苏辙。其中的理由是，很多版本写的是“小苏学士”，他们认为如果是苏轼应该是“大苏学士”。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时间线上看，苏辙在宋哲宗绍圣元年才被贬出朝廷，正好与王诜返回朝廷的时间有着几年的重叠。
但这也不能说明高俅给苏辙当过秘书，因为苏辙的等级太高了。苏轼虽然是旧党中蜀党的领袖，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蜀党的内部运行一直是苏辙在操作。苏辙比苏轼更奸猾，更善于政治斗争，所以官位一直很高。当苏轼被外放到杭州、汝州等地时，苏辙先后出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代理太尉、门下侍郎等职，是妥妥的副宰相。如果高俅能够给苏辙当秘书，级别至少是七八品的正职官员，又怎么会去给王诜当亲随呢？王诜虽然是皇亲国戚，但官职级别并不高，一直在五六品徘徊，不可能用得上如此高级的亲随。
因此总的看来，高俅给苏轼和苏辙当秘书的可能性极低，可以认为是作者根据民间谣传进行发挥和杜撰的。高俅通过蹴鞠等娱乐活动攀附上王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这也符合当时宋朝东京汴梁城的文化氛围。作者将大名鼎鼎的三苏拉下水，其目的还是表达了文人祸乱国家的意思。施耐庵作为元末明初的文豪，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深有体会。他写作《水浒传》也是为了映射当时的文人乱国和农民战争的场景，以苏轼和苏辙在宋朝的名头自然更具有代表性。恰好导致北宋灭亡的赵佶也是著名的文人皇帝，这也是一种暗中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