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鸡尾后的元祐更化是北宋旧党对新党发起的一次反击，也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白热化的表现。在旧党的主持的元祐更化中，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被新党贬谪的旧党要员纷纷复出，在司马光的领导下开始了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政治运动。这次政治运动集中几乎旧党所有的政治力量，对新党发起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旧党要员们在司马光的邀请和感召下加入，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原旧党宰相富弼的女婿，熙宁变法时与新党宰相王安石激烈斗争的旧党要员冯京却拒绝了司马光的邀请，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在旧党大举反攻倒算的关键时刻，作为曾经的旧党中坚要员，冯京却作出了与绝大多数旧党成员背道而驰的选择，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对于旧党而言，元祐更化可以说是旧党对新党的巨大胜利，也是夺取新党执政权的开始。在这样隆重而关键的时刻，能够参与其中是与有荣光的。但冯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拒绝了司马光的邀请，而且闭门谢客，甚至主动提出辞官，让所有旧党官员摸不着头脑。最终在冯京的坚持下，朝廷不得不同意他的辞官申请。如此一来，冯京便跳出了新旧党争的漩涡，保留了他一生的政治清明。
为什么冯京在旧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退出呢？历史上的学者们众说纷纭，但最终却没有切实的结论。从当时的形式上看，冯京的退出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当时的旧党宰相司马光亲自出面邀请，让冯京出任枢密使，这是莫大的殊荣。枢密使虽然不是宰相，但地位类比宰相，是掌握朝廷军权第一人。在宋朝以文御武的政治背景下，他就是旧党的二号人物，位置还在吕公著、范纯仁等人之上。司马光邀请他出任如此要职，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旧党众臣公推的结果。这是多少官员梦寐以求的事，而冯京却主动推辞了，让人意想不到。
冯京是宋史上的名人，也是北宋最后一个三元及第的状元，在古代科举史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很多人认识冯京要么是从他三元及第的传奇，或者是冯京作马凉的故事，又或者是他两娶宰相女的佳话开始的。实际上冯京所处的年代正是北宋新旧党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他在这些党争中有着很多的表现。他是官宦世家出身，考取状元后又迎娶了宰相富弼的女儿，所以他在旧党官员中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富弼作为宋仁宗赵祯时期的宰相，是旧党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最早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朝廷重臣，所以翁婿俩在旧党中的地位极高。
当时已经致仕退休的富弼在野拉拢各方士大夫官宦世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反对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而作为参知政事的冯京则成为朝廷内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他甚至联合王安石的弟子郑侠弹劾王安石，迫使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也在朝廷中积累了极高的名望。在反对熙宁变法期间，他先后出任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是活跃于一线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官员。王安石多次想要罢黜他，但都被宋神宗所阻止，最终牵涉到了郑侠妄言案才被贬谪出朝廷，从史书上看新旧党争的初期，冯京表现得比司马光等旧党领袖更加的活跃。
对于这种既有学术能力，又有家族背景，还在第一轮新旧党争中表现出色的官员，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司马光亲自出马邀请冯京出任枢密使，实际上就是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来培养。当时旧党虽然掌握的朝廷大权，但形势并不乐观。因为在熙宁、元丰年间受到新党的打压，旧党之中人才凋敝，能承担继承人资格的人不多。司马光身体多病，吕公著和文彦博已经年老，范纯仁、苏轼等又不受司马光喜欢，冯京就成了最佳的选项。可让所有旧党官员意外的是，冯京居然拒绝了司马光，并上书朝廷请求辞官。
从各方面的史料分析，冯京选择辞官虽然令人意外，却也是无比正确的，也表现出了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从他的政治背景、家族历史等各方面看，这种选择是一种知进退的表现，也说明他并不是如很多学者评估的那般平庸。从家族背景来看，冯京的成功与他的岳父富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冯京政绩不行，能力平庸，靠着岳父才走到了副宰相的位置上。其实这么评价冯京是有失偏颇的，冯京虽然受富弼的影响很大，但也有自己出色的一面。他虽然在反对新法的政治态度上与富弼一致，但对新法的看法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与富弼提出的一刀切的反对新法不同，冯京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这一点与旧党中温和派的范纯仁、苏轼等人的观点相近。如果说司马光、文彦博、富弼是极端保守派，那么冯京、范纯仁等人就是温和保守派。他们并不主张一代切的废除旧法，而是进行选择性的融合，达到新旧互补的效果。这一点司马光是严厉反对的，他要求复兴祖宗之法，全面废除新法和贬谪新党官员。正是因为如此，司马光上位后不但打压新党，甚至连旧党中的温和派也成为排挤的对象。苏轼在旧党复起后没有重回朝廷，继续在各州之间流浪，便是这个原因。
如果冯京答应出任枢密使，他势必要在朝廷政策路线上和司马光站在一起，成为废除新法和打压新党官员的先锋。这种政治主张与冯京的想法是背离的，他也不想成为司马光的政治打手，婉言回绝司马光的邀请就成为了一种选择。实际上对于这种极端化的事，冯京想来是不主动站队的。比如在宋英宗赵宗实为父亲濮王赵允让争取政治地位的“濮议”之争中，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冯京就没有依附宰相韩琦进行站队，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既然皇帝都不能强迫冯京站队，就算司马光是旧党的领袖宰相，又岂能请得动冯京？
在熙宁变法期间，冯京走到一线与王安石关于新法进行争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富弼及其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态度。而到了元祐更化时，富弼已经去世两年了，冯京没有必要还为富弼的政治态度站队。他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他自己的态度，也就是温和派的旧党姿态，自然没有必要区给司马光当跟班。
而从亲情的角度看，司马光让冯京当枢密使也是把他当工具，用来迫害新党官员，而冯京的亲戚中却正好有不少新党要人。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冯京的亲家蔡确，便是新党继吕惠卿之后的第三代领袖，也是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宰相。因为冯京之女嫁给了蔡确之子蔡谓，所以他们的私人关系还算不错。
司马光要对新党进行一刀切的反攻倒算，贬斥和迫害蔡确一家就是必须要做的。历史上的车盖亭诗案就是旧党迫害新党搞出来的，蔡确也因为此案被贬到南方，最后忧郁而死。冯京阻止不了司马光的行为，但也不愿意亲手迫害自己的亲家。冯京拒绝了枢密使的官位，就是不在新旧党争中站队，以明哲保身的态度退出党争，避免卷入政治漩涡中。他对于当时新旧党争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所以没有急于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这与绝大多数复出的旧党官员不同。别人只看出了元祐更化对旧党的好处，而他却看出了其中藏着的灾难。
元祐更化是旧党最后一个辉煌，之后便是一落千丈的败退。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司马光不是皇帝任命的宰相，而是太皇太后高滔滔任命的。宋神宗去世后，因为宋哲宗赵煦年幼，朝廷大权由高滔滔掌控，这使得旧党有了复起的机会。高滔滔临朝听政后，便将司马光从洛阳召回，拉开了元祐更化的序幕。因为有了高滔滔的支持，司马光将蔡确、章惇等新党重臣贬斥出了朝廷，然后将全国各地的旧党官员召回，开始进行废除新法的活动。他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并非皇帝赵煦的意思，而是士大夫保守集团和外戚集团合力推动的。
司马光等人的行为不但让皇帝赵煦及其母亲朱太妃不满，而且违背了宋神宗临终前的遗诏。说得严重一点，司马光等旧党官员推动的元祐更化，实际上是对宋神宗和整个宋朝的背叛。因为赵煦年幼，朱太妃又不是正宫皇后出身，所以朝廷大权才旁落到高滔滔和司马光的手上。幼年的赵煦不得不对高滔滔和司马光的行为表示沉默，这是韬光养晦，但不用永远的接受。等到赵煦成年，自然会捡起宋神宗未完的事，这是必然的结果。司马光想通过对新党的赶尽杀绝来阻止新法，这是非常荒唐和疯狂的事，也是冯京所不能认同的。
可以说一旦赵煦亲政，新党必然卷土重来，对司马光等人所做的元祐更化反攻倒算。如果加入到司马光的元祐更化中，对冯京的后人只会带来灭门的灾祸，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旧党官员目光短浅，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未来的灾难。冯京是官场老油条，对这种事看得很清楚，所以回绝了枢密使的高位，也就避免成为未来新党打击的目标。从历史发展来看，赵煦对冯京的选择是非常感激的。冯京去世时，赵煦亲自到冯家祭拜，以表示其荣宠。而冯京的女婿蔡谓也因此得到回报，在新党中混得风生水起，后来还成了副宰相。
从各个方面看，冯京是非常有远见的官员，他对朝廷政治斗争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一生的官宦生涯中几乎没有吃过大亏。很多学者认为冯京的官场生涯一帆风顺是的利于岳父富弼的照应，实际上这是有失偏颇的。冯京在政绩上不算出色，但在为官上确实出类拔萃的。尤其是对于政治形势的把控，比富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能在新旧党争激烈的时代两面讨好，这不是简单的骑墙能做到的。从政治利益上看，他能够在反对新党的同时，让新党的人认可，可见其政治见识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大多数旧党官员高出不止一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