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州来说——甚至对中国来说——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康熙王朝给后人的印象，经过鼓词演义的渲染，成了前无古人的“太平盛世”。其实，在康熙登极后二十几年间，不仅毫无盛世气象，而且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朝野都感觉焦头烂额。
首先是气候连续多年反常，尤其是1650年代至1670年代，出现冬天严寒，夏天干旱的恶劣天气。这种天气，到1670年代初略见好转，到1680年代又再度恶化，达到顶点。据统计，1650年至1664年，有十三个潮湿年份，两个干旱年份；但1665年至1699年，只有十一个潮湿年份，而干旱年份则达到二十四个。 后来的科学家把这称为“小冰期”，也有人归咎于“厄尔尼诺现象”。
不管给它安一个什么名称，都不会改变当年人们的痛苦。史书所载的1650年代，是这样的一幅悲惨图画：1648年（顺治五年）广东出现大饥荒，人相食，许多乡村整条村的人都饿死了；1650年（顺治七年）广州城陷，屠城七日，死伤数十万人，城邑衰败，无复旧观；1651年（顺治八年）广州受到罕见的台风和洪水猛烈袭击，损失惨重，遍地哀鸿；1652年（顺治九年）珠江三角洲又遭遇到严重的干旱，鱼塘水干，禾苗枯萎，民间残破已极。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层层加码，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
天气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固然很大，但更可怕的是，由于战争、迁界、海禁等原因，商业流通几乎全面死火，人们在歉收时买不到粮食，丰收时粮食又卖不出去。1661年（顺治十八年）前后，气候恶劣，粮食减产，米价高企，谷贵伤民。到1670年代初，天公作美，风调雨顺，连续七年粮食大获丰收，人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不必易子而食，讵料沿海无船通商，人人望洋兴叹，粮食无法流出产区，导致价格一泻千里。农民种田，连本都赚不回来，只好纷纷卖牛卖犁，任由田里长草。人们还没从“谷贵伤民”中回过神来，一下子又被“谷贱伤农”弄得七痨八伤。
改朝换代的代价，确实很沉重，广东的人口下降了17%～22%；耕地的下降更加惊人，达到35%， 一项针对广州府的数据，具体表明，两王入粤前，广州府的人口有38.56万，而1672年（康熙十一年），仅得22.42万，降幅达41.9%之巨。 这中间既有迁界与禁海的原因，也有谷价大跌的原因，总之百货皆滞，丰年如凶，人也死了、逃了，田也荒了、芜了。一位官员描述惨淡的市场：
天下货物之多而美，莫不共推苏杭江宁广东福建等处，昔年贩卖者多，故地方富盛亦甲天下。今则昔值一两之货，只要五钱三钱亦无人买。江浙闽广之人，无论大家小户，个个诉穷，则他处可知矣。
另一位学者更以悲观的笔触，形容当时是“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四大皆空。 不过，当时清朝的国势气运，正处于大阳线之初，无论什么天灾人祸，暂时都不足以阻挡其上升的趋势。
由于吴三桂作乱，朝廷兴兵征讨，需要大量钱粮，在广东开设捐纳监生之例，即用谷、豆、草，就可以换取监生功名。消息传开，连湖南、浙江人也纷纷骑驴骑马，日夜赶路，跑来广东捐纳。有一人刚捐了个监生，拜见县官，县官问他：“你是谷是豆是草？”这监生回答：“晚生是草。”县官喷饭，一时传为笑话。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已深陷谷底的经济形势，才出现了一线转机。
康
熙
西
征
转机来自大海。这一年的大海很不平静。春天，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装载着六百余贯银额的货物，正朝着中国的方向破浪航行。这批货物虽然微不足道，但投石问路的用意，则彰彰明甚，显示英国人誓要叩开这个古老大国的门户。
八月，清军水师攻陷台湾，据守台湾的“延平郡王”郑克爽投降，终于解决了康熙皇帝的心头大患。南明有组织的抵抗基本结束了，前明遗民都潜入草泽，搞“一派溪山千古秀”的天地会去了；三藩势力亦已烟消云散。继续“禁海迁界”，失去现实的理由，但朝廷对民众的海外贸易，仍然十分恼火，下令商人不得到南洋经商，已在南洋的中国商人，必须在三年内归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这道命令，暴露了朝廷禁海迁界的真实动机，名为防范海盗，实则防范中外通商。这就可以解释，广东的迁界范围，为何比福建还大了。
然而，战乱之后的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复苏缓慢，倒逼着朝廷不得不把“解除海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一步，是先停止迁界。其实在广东、福建等地，地方政府早就偷偷弛禁了，对越界民众，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到也只象征性地打几板就放掉。台湾之役，朝廷接收了大批投降的郑氏军队，审问之下，发现不乏迁界政策的受害者，因家园被毁，生计断绝才被迫渡海投军，现在养着他们没饷银，遣散又没处安置，除了让他们返回家园，恢复生产之外，别无他法。
两广总督吴兴祚建议，广州七府沿海地亩，不如开界招民耕种，上可以增国赋，下可以利民生。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史书说他“为政持大体，除烦苛”，康熙很快对他的建议作了批示：“前因海寇未靖，故令迁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并派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地区实地勘察，何处起止，何地设兵防守，制定详细方案，“勿误来春耕种之期”。
据杜臻所说，他们此行肩负着四项任务：
察濒海之地以还民，一也；缘边寨营烽堠向移内地者，宜仍徙于外，二也；海壖之民，以捕鲜煮盐为业，宜并弛其禁，三也；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岙门（引注：即澳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四也。
动身之前，杜、石两位大臣向皇上请训。康熙问他们：“打算先勘视哪里？”他们回答：“先去广东。”康熙问：“为何不先去福建？”杜臻说：“臣等先到广东，让当地百姓及时承垦，庶不误春耕之时。”康熙又问：“就不怕福建误了春耕吗？”杜臻解释：“福建督抚正忙于安置降军，无暇顾及开垦的事。臣等利用这段期间，先完成广东事情，再到福建，届时闽省督抚便有会商之暇了。”康熙微微点头，招二人到御案前吩咐：“汝二人朕所亲简，当善体朕意。”其不胜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两人诚惶诚恐，再拜辞出，带着司员，驰驿前赴广东勘察。
康熙围猎图
十月以后，北方已是碧云天，黄叶地，秋意渐浓。钦差大臣的官船，昼行夜宿，水陆兼程，经历万水千山，途中甚至遇到老虎的袭击，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正月，终于行抵广东三水。这时，新年的鞭炮声，已是此起彼伏，声声在耳了。
两广总督衙门自明嘉靖年间即驻肇庆办公，不在省城。清初沿明旧例，仍驻肇庆。杜臻、石柱在三水与前来迎驾的总督吴兴祚、巡抚李士桢、藩司郎廷枢等官员会面，在接官亭中拜过香案，请过圣安，传达皇上旨意：“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察明原产，给还原主，务使兵民得所”。 然后略事休息，便辞别了肇庆的青山绿水，沿着广东海岸，由西往东一路考察。
广东的海岸线，西起广西北仑河口，东迄闽、粤交界的大埕湾，弯曲绵延，长达六千多公里，还有海南岛等岛屿，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走上一趟，乃吴牛喘月的苦事。杜、石二人分头行动，巡视了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广州、惠州、潮州等府，还视察了澳门，再从潮州入福建考察。在澳门，杜臻诗兴大发，望海而吟：
香山之南路险巇，
层峦叠嶂号熊罴。
濠镜直临大海岸，
蟠根一茎如仙芝。
西洋道士识风水，
梯航万里居于斯。
……
如今宇内歌清晏，
男耕女织相熙熙。
薄海内外无远迩，
同仁一视恩膏施。
还归寄语西洋国，
百千万祀作藩篱。
杜、石 巡视粤闽留下记录
此行最大的功劳就是开界，让内迁的老百姓回家，共察还民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据石柱向皇上奏报：
臣奉命往开海界，闽、粤两省沿海居民纷纷群集，焚香跪迎，皆云：“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洪恩无尽矣。”皆拥聚马前稽首欢呼，沿途陆续不绝。
显见民间对开界的诉求，非常强烈。然而，开界是一回事，开海又是另一回事。当杜臻、石柱五月返回北京复命时，朝野上下议论纷纭，开海贸易似呈瓜熟蒂落之势。一位给事中上条奏，请令海洋贸易宜设专官收税。现在不是开不开海的问题，而是如何管理的问题了。六月初五，康熙作出谕令：“令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但创收税课，若不定例，恐为商贾累。当照关差例，差部院贤能司官前往酌定则例，此事著写与大学士商酌。”
这等于乾纲独断，同意开海贸易了，但仍有大臣反对，包括刚从南方回来的石柱等人。七月十一日晚上，康熙在古北口外拜察行宫召开御前会议，出现了君臣舌战一幕，颇具戏剧性。康熙质问石柱：“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你们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
石柱说：“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如此理由，荒谬绝伦，崇祯上吊怎么不见你去上吊？康熙说：“先因海盗，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恃？”
石柱辩解：“据彼处总督、巡抚、提督说，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康熙厉声驳斥，地方官员反对开海，并非为了防盗，而是为了谋私利：“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虽禁海，但私自贸易者却禁而不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都是因为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吓得石柱慌忙认错：“皇上所谕甚是，地方官员或有此等存心，亦未可定。”
御前会议的模式都是如此，众大臣可以各抒己见，最后还是皇帝金口，一锤定音。开海贸易之事，经康熙圣意裁决，便这样定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