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第一师范是一间百年名校――前身是广州协和学校。在校园内有座楼，那是我的摇篮。这座楼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三层建筑——长老堂，名字来源于基督教长老会，反映了当时学校与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它建成于1926年，作为师范生的宿舍。这栋红砖绿瓦的建筑以其木质金字架结构屋顶的楼堂，曾经是一代又一代学子寄宿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地方。1966年初，长老堂被编为协和师范校园八号楼，所有历史建筑楼堂都被编上号码，如协和堂被命为一号楼，德山楼为七号楼。长老堂后来被拆除，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长老堂（八号楼）建在校园地势较高的山岗上，有东、西两个入口，前面植有两棵与楼一样高的白千层树，相距协和堂（一号楼）之间百米左右有一花园。花园中央有一棵高五米的柏树，被各种鲜花环绕。花园里都种上了桃树，李树，桂花、玫瑰花、茉莉花等植物。这个大花园位于校园的中心位置，后来在2005年因德山楼扩建被整体拆除了。当年那个花园设计别具匠心，月洞门两侧柱顶上的四面戗角小脊，以及门楣上题额为“桃李园”的字样，无不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独特魅力。“桃李门墙”，寓意深远，象征着师门之下人才辈出的美好愿景。
夏天，这里是昆虫的世界，都是孩子们喜欢见到和捕捉来玩的，算是铜绿丽金龟子了，捉到它们之后用一根细线绑住金龟子的脚部，一手牵着让它飞。相思鸟喜欢筑巢在离地1米上下的灌木丛中，这是羽毛美丽的小鸟体形十分小巧，叫声动听。在炎夏入伏的傍晚里，校园周围蝉鸣一片，此起彼伏。雄蝉不停地唱着它的“恋歌”。然而听见蝉鸣声不见其形，好不容易发见到它伏在树干上，它稍有动静就会停止叫声，然后逃之夭夭。晚上总能听到从竹林传来的蛙鸣，呱呱的叫声始起彼伏，同时也可见到点点萤火虫在林中飞来飞去。这里独特的自然生态，仿佛身置于一个童话世界中，也成了孩子们探索自然，亲近生命的第一课堂。
校园里有许多植树，师范有一个花王叫陈金。花王负责校园的花木养植，更是位植物知识的传播者。校内的每一棵树都釘有一个小红牌子，上面写着花木的植物学属纲目名号。 八号楼前的周边空地和足球场、司令台、桃李园都成为了孩子们快乐游戏的中心，攻城，跳飞机，碌钢圈，摸雀巢，玩弹叉，放风筝，座马车，踩三轮，不一而足。马车是一匹真的大马拉着一𠆤木板车箱，用于学校饭堂买菜运输用的，虽非为孩童嬉戏所设之玩物，却成为校园内一道不可多得的景致。每逢马车载货归返之际，校园的孩子们都在校门內等它回来，争相爬上马车上享受一下坐马车的乐趣，那怕是短暂几分钟的驰骋之旅。然而在我八岁的那个夏季，那辆马车竟悄然消失，被一辆人力三轮车所取代。即便如此，我们这群孩子迅速接纳了这位新的伙伴，并在它的陪伴下继续书写我们的童年故事。
位于八号楼北面，有一处石榴园，其中栽植了几十棵胭脂红石榴树。每逢金秋时节，石榴成熟之時，孩子们都纷纷涌入这片果园，争相尝鲜。胭脂红石榴个头不大，但爽口香甜，比上市胭脂红石榴好得多。
男孩子们腰间都佩带一个用石榴树枝造的弹叉，外形如酒杯状而通过高温定型的，光滑美观耐用，不失为一件工艺品。当时师范校园树木林立，绿化复盖面积广，再无地方可种小树了。那里有很多候鸟飞来觅食，猫头鹰，白头翁，画眉等等鸟类栖息在树林中，学校两个膳堂为之提供鸟食。麻雀满天飞，为我们的弹叉爱好者提供不少野味。相思鸟体形娇小，浅绿色的羽毛藏在树叶里也难发现，但它不甘寂寞，时不时高歌一曲，鸟美歌甜，小朋友们都藏弓不忍痛下杀手。
记得夏日，校园內有一种树（木瓜榕？），我们称之为拍拍树，它向我们提供绿色的拍拍豆。做个拍拍筒，象单车气泵打气一样，通过压缩空气把拍拍豆打出去，射程约三米，很好玩。春节大人烧炮仗，小孩玩掷沙炮，中秋做灯笼，猜迷语，冬日里追逐打闹，无欢不散。这些简单的游戏充满了无尽的乐趣。
从桃李园到德山楼（七号楼），仅百丈之遙。一到学校放假，我们就会结伙去德山堂的教室里寻“宝”，门是有锁的，但窗门多是关不牢，从窗口爬入去，我们只要旧报紙。每个班都有存放一两沓报纸供师范学生阅读使用的，德山楼有十几个班，每次我们都有大收获，把八斤九斤旧报纸运出校外，得来的钱就转身到西村废品收购站旁边的糖果商店换取零食。小卖部常有糖冬瓜，三稔干，咸金桔，饼干和糖果等。小伙伴初次分享得来的“劳动”果实，感到十分得意。谁知纸盖不住火，学生假期一结束，我们被请到一号楼写了一份检讨保证书，交给学校，后来那就再没有后来了。
长老堂在什么时候成了教工家属宿舍？我也不知道。六岁时，我家是从碧卢堂搬过来住的，家在三楼中间正南方。长老堂大楼每层都有共用厨房和冲凉房供住户人家使用。厨房约三十平方，空间显得有些狭窄，但邻里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相帮互助，像家人一样相处。邻居们都是在教育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生活中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关怀和支持。邻居们都称呼我妈妈冼慧卿为冼主任，我是她的儿子，不时到一师附小校长梁诗雅家串门。楼上楼下，对于女性的称呼有着独特的讲究，这里保留了协和师范的传统称谓：有的称呼为“易生”、“关生”、“叶生”，有的称呼为“师奶”，如“李师奶”、“陈师奶”、“钟师奶”，有的以"姐”称呼的，如“方姐”、“兰姐”、“秀姐”，这些都是协和师范教职员工之间社交的传统文化。小辈则直接称呼名字，并通常不带上姓氏的。男孩子往往会被赋予一个花名绰号，无论是否喜欢，都得接受。例如“大镜”、“细镜”、“大番薯”、“演眼大”、“不长”、“平光头”。更有甚者，“凡猪”、“猫屎雄”“鸡仔强”、“马屎豆”。我后来也被扣上了一个绰号叫”孔老三〞，当时以为是个斯文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这名出自一幅漫画，是个丑角。或许这可以被视为男孩子圈内的昵称，可恶的是很多花名绰号都是女孩子们起的，女孩子的绰号是男孩子回敬的，叫起来也让人感到格外亲切。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会忘记他们的真实姓名。都说小时候的记忆是永生难忘的，通过此番摇篮的默写，我才深深地领会到这深刻的道理。那些玩伴的花名绰号，令我强忍不笑出声来。
我是五十年代中出生在碧卢堂，在托婴所里生活了三年。那间托婴所是托儿所特设的，目的是减轻女教师们的照料婴孩的负担。这是一座西式红砖绿瓦的平房，左右两边是房间，中间一厅大舞池，是孩子们爬行的地方，在篮球场的南面，女生宿舍的北面，碧卢堂的东面。我们长大后，那间托婴（儿）所消失了。
当时我母亲一直都很忙，因此为我请了保姆梁彩，后来上契为娘，让她来家照料我的一切。我一会讲话就叫她为妈，她有双重身份，是妈，也我至今认为是世上最好的契妈。五十年代末，政府提出不能有私家工人，她被街道赶出了我的家，被强行分配到街道当清淨工人，工资十八元，住在西村街道集体宿舍。后来经我父母多次与居委会交涉，最后才通过了一个荒谬的决定，同意她回八号楼居住，但不能从事保姆工作。契妈只好继续在街道当清洁工人，下班后回家同我们同吃同住。那些年，我正在幼师幼儿园就读。由于失去了契妈的照料，我被迫在幼儿园寄宿，同寄宿的几个小同学同吃同住。这段经历虽然给幼小的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也让我更加珍惜与契妈之间深厚的感情。后来她成为了我家的一员，也成了八号楼的一员，每年寒假我都会陪她回顺德老家过年，契妈活到了九十岁才仙逝。
协和堂（一号楼）一楼有张乒乓球枱是老师专用的，但老师们不用时，我们也可借用。二楼是学校的图书馆，有单独的楼梯上去，并有专人管理图书。 教师膳堂在一号楼后面，凭饭菜票用餐。饭票用两计算，我一般吃五两，菜票票值为五分、一角。每份菜加肉约一角一碟，但很多时候限一碟，迟到无饭无菜，反之可多买碟肉充饥。教师饭堂有时加餸，那时可看到㓥猪烹狗什么的，那个时代能吃上顿肉都是大快人心的事。学生膳堂在学校的最西北角，距离学校大门约三百米处。饭堂后面隔着一条小路就是西村劳改场。记得校內的通讯设备比较简单，上下课响铃。传达室有两个电话，一号楼有广播室。饭堂敲钟用膳。那时风趣的人形容未婚先孕的夫妇为未打钟就入了饭堂。 足球场边有个体育器材出借部，存放着各种球类，田径器材，标枪、飞牒，铅球、体操垫等体育器材供师生借用。管理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梅先生，他当时也住在八号楼西栋的二楼。因为有活动场地及专人训练，在校男女学生与八号楼的街坊青年男女不时同场竞技，显出体育健儿的本色，打什么球都是好手。
我家旁边就是师范托儿所，住在校园同我同级的附小学同学有十四个。住在八號楼与我同一班的同学就有五个，一起上幼小、附小的同学，从三岁一齐上幼儿园，我们同一个窗口晒太阳。当时幼师幼儿园院长的女儿是我们小学同班同学。从上小学到三十中，到高中才分开，太熟悉了，亦無風雨也無晴。
大约在1966年，靠近协和西门不远处的纽丝伦楼失火烧了。这座建于1922年的木构建筑，落成后曾一度是教职员工宿舍。历经岁月变迁，大楼后来成了小卖部，杂物仓库，还有几个男学生那里寄宿，再后来成了危楼。那天，我在楼房边亲眼看到这栋楼被大火吞噬的时候，看到几个学生提着水桶来回地奔跑，顶着烈火的热浪，令我猛然想起八号楼厚重的柚木结构的金字架楼顶，我们称之为阁楼那里堆满了煮饭用的木柴和蜂窝煤，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而纽丝伦楼整整烧了一天，那座曾经熟悉的楼房慢慢化为废墟。这场火灾不仅是对物质损失的记录，更是对一段历史记忆的告别。 时过境迁，纽丝伦楼经历了拆建重生，长老堂消失了，但我心中那份关于它的记忆却从未褪色。无论是夏日里桃李园中的蝉鸣声，还是冬日里与小伙伴们游戏的画面，亦或是邻里间温暖的情谊，都如同刻刀一般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灵魂深处，即便岁月流转，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些美好的瞬间将永远伴随着我，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行文到此录入词一首，感谢老街坊李莉琳姐姐在八年前写下的《长老堂往事》一文，我受之启发而续貂：
西江月
別梦西村寓舍，追寻庠塾楼堂。红墙绿瓦镂交窗，看尽黉门①气象。 回首童年趣事，缅怀儿戏时光。有棵榕树几经霜。为我故园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