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晋北小村。借滹沱河河水之利，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此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作为家中的第二个男孩，排名“谦”字辈的他，原名徐象谦，参加革命后，为了坚定“不断向前”的革命意志，改名徐向前。

徐家原先是一个大户。父亲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在亲戚们的帮助下，爷爷考取了秀才功名，以教书为生，节衣缩食供孩子们读书，鼓励他们长大为国家建功立业。奶奶是个吃斋念佛的家庭妇女，勤劳节俭，还经常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她的善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

1919年，父亲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校不仅设军事课，学生生活也半军事化。开学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父亲的革命理想，最早就在那时萌发。后来，这所学校成为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

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父亲先后在省城和家乡两所小学任教。由于经受过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与学校当政者的封建思想格格不入，因而两次被解聘。为寻求正义和出路，他决然投考黄埔军校。

1924年，父亲如愿以偿地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并有幸成为孙中山卫队的一员。从此，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其间，他只回过家乡四次，其中有两次意义尤为重大。

一次是在1937年，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派父亲随同周恩来、彭德怀到山西与“山西王”阎锡山进行谈判。毛泽东对父亲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好一同去做阎锡山的工作。”经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一次，父亲只在家乡停留了三天。

还有一次是在解放战争中，从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到太原战役，父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用解放家乡山西这样特殊的方式，回报了养育他的土地和人民。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回家乡。

我就是在1947年2月，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于山西长治呱呱坠地的。那年，父亲已经46岁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在家乡的土地上，看着自己的儿子降生，父亲高兴坏了，兴奋地把我的一个小脚丫含在嘴里……

父亲最讨厌言行不一的人，在我们家的客厅里，至今挂着父亲写的“人民的公仆”这幅字。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家里每一个人，说到做到。

公私分明是我们家的一条规矩。母亲是老革命，1928年就担任过松滋县的县委书记，但她每天上下班，都是和普通人一样自己坐公交车来回，从不使用配给父亲的专车。

我在八一小学上学时，家住史家胡同。从家里到学校，路程很远，中间还要倒一次公共汽车。车费总共两毛五分，每次家里就给三毛钱。

那年月，本来就吃不饱饭，又赶上长身体的时候，常常感觉饿。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三毛钱车费拿去买东西吃了，回家就只能靠走路。

有一个周末，晚上六七点钟，天都黑了，我才走到家。见了父亲，我老实交代是因为“肚子饿，把车费吃了”，一路走回来才晚了。父亲没有责备我，但也没有改变规定，第二个星期，照样还是只给三毛钱车费。

五谷杂粮、粗茶淡饭，父亲一辈子也吃不厌。他还特别爱吃土豆。记得我爱人第一次上我家来吃饭，看见饭桌上每个人碗里都有那么大的一个土豆，悄悄地对我说“吃不下”。父亲听见了，就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我吃！”我爱人怕父亲一个人吃俩土豆太撑，赶紧把自己碗里那个吃掉了。

每年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柳树发出嫩芽，父亲都会叫炊事员采点来“加菜”。在他看来，这些野菜都是宝。我爱人第一次吃我们家的“野菜席”，回去以后，还闹了笑话。她母亲问：“去徐老总家吃了啥呀？”她老实回答：“说不清是啥，就记得吃了‘一堆草’。”

父亲最见不得铺张浪费。记得我上初二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和父亲在北戴河时，胡耀邦等几个老部下来探望，父亲就留他们吃晚饭。一大锅子稀饭，再放一点面条、大块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一起炖，大家就穿着背心，呼噜呼噜地吃开了。

穿衣方面，父亲更是不讲究。战争年代里，他自己动手织的一件毛背心，一穿就是30年。

平时在家办公休息，父亲也总是一身旧衣服。衣服破了，他常自已缝补。红军时代，部下来找总指挥，看见这情景感叹道：“想不到徐总还有这一手。”父亲有一张照片，衣服领子上一块补丁清晰可见，那也是他自己补的，边边角角都那么妥贴。

小时候，我很顽皮，喜欢爬上爬下。住校一个星期，我的扣子都掉光了，父亲就亲自给我缝上。他会将细线搓成几股，把扣子缝结实，再绕好几圈打结、固定。这样，衣服上的扣子有的都碎成两瓣了，也不会掉。

1951年夏天，父亲率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没想到，一呆就是四个多月。冬天来了，工作还没结束，代表团成员都没多带衣服，在刺骨的寒风中，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管生活的同志请示父亲：“能否每人做一套冬衣和大衣？”父亲摆了摆手，没有同意。他知道，如果这样做，肯定要花去很多外汇。他选择派人把大家的冬衣从国内捎来。

当时有人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父亲语重心长又不失风趣地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但也不能乱花钱。再说，建国后，有很久没有受过冻了，这也是一种锻炼哟！”一番话，把本来有些怨气的同志也逗笑了。

我们家住史家胡同小院时，对面就是警卫团团部大院，大院里经常放电影。

父亲第一次走进大院的电影场时，全体指战员们都站起身来，热情地鼓掌欢迎他。父亲赶紧挥手，请大家坐下，他自己也坐在他们中间。

一次，因为有事耽搁，父亲进场晚了。当他发现，早已进场的指战员们都还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等他来了才开始放电影时，心里感到特别内疚。

电影散场后，回来的路上，父亲严肃地对警卫参谋说：“看电影、看戏，本是娱乐，怎么能成为别人的负担？”从那以后，父亲去大院看电影再也不许事先通知部队了。

有时候，父亲会自己走到家附近的大华电影院或者红星电影院，买票看电影。趁着影院里灯光暗下来的时候进场，再提前一点时间离场，悄悄地，谁也不惊动。

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路上，父亲偶尔还会逛逛商店，和老百姓搭搭讪，聊上几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谁也想不到，这么一个穿着朴素的和蔼老人是共和国的元帅。

父亲厌恶搞特权，讲排场。上世纪80年代，父亲在广州白云山休养。出行时，当地安排了警车开道，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父亲说：“我是来休息的，不是公务活动，不准再作这样的安排。”

没了警车开道，父亲出行确实花了较长时间。有人劝父亲，还是恢复警车开道比较好，但父亲坚决地拒绝了。从此，父亲在休养期间就尽量减少外出。

因为长年征战，父亲落下了偏头疼的老毛病，频繁发作，医生用了许多办法也不管用。在休养治疗的过程中，父亲利用空闲时间培养一些业余爱好，医生称之为“精神转移法”。

父亲爱摄影，不仅拍照片，还自己动手布置暗房，洗照片。所有这一切，都是父亲看书自学的。他在一本厚厚的《照相全书》上画满了各种记号，对洗相、配方的方法进行研究。

至今，父亲的那套暗房设备，我们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父亲为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照的一张张黑白老照片，充满了浓浓的家庭气息，成为我们永远的美好回忆。父亲去世后，我们找人制作的纪念画册里，很多照片都是父亲当年定格的瞬间。

父亲也喜欢钓鱼，我们还曾出海去钓鱼。行前，父亲会认真地查资料、研究潮汐规律，所以，有时收获还不小。父亲从来不晕船，有一次，在秦皇岛陪西哈努克亲王乘军舰出海，遇上大风浪，船上的水兵都吐了，父亲一点事儿都没有。

父亲的另一爱好是听戏，最喜欢听晋剧、粤剧和河北梆子，现在家里还保存着父亲喜欢的老式唱片。

父亲在延安柳树甸养病时，还学过拉二胡。二胡声一响，二姐鲁溪就嚷：“爸爸又在杀鸡哩！”父亲听了，总是笑得很开怀。

做木工活，父亲是一把好手。我们小时候用的小桌子小椅子，全是他亲手做的，横平竖直，既美观又结实。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还给我们做过玩具“小手枪”。他先把手枪的轮廓画在木板上，再锯下来，用烧红的铁条穿孔当扳机，再用扑克牌卷个望远镜。我和二姐鲁溪就是用这样的装备来玩打仗游戏。

父亲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箱，里面钉子、锤子等小工具样样齐全。平常家里的物件出了小问题、小毛病，只要力所能及的，父亲都会搬出他的“百宝箱”自己修理。

父亲还特别喜欢小动物。长征时，父亲的马背上就驮着一只猴子。这只小猴一路随行，给艰难行进中的部队官兵带来许多乐趣。打我记事起，家里还养过几只小狗，给全家人带来欢乐。

父亲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几个子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每天，他都坚持读书、读报，研究问题。

家中的藏书，父亲整理得井井有条。许多书上，都有父亲留下的批注，一些书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语。每当我读到这些批语，眼前仿佛又能看到父亲读书时认真、专注的神情。父亲用的书签都是自己用旧纸张裁的，每一张都一样大小，整整齐齐。

解放初期，父亲开始自学俄文，每天清晨，他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大声地朗读俄文单词。后来，在全社会掀起学英语的热潮时，父亲也不甘落后，跟着广播学习英文。

父亲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对于新事物有敏锐的判断力。1986年，父亲给通信兵题词：“胜由信息通”。此后，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标志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转为信息化。进入21世纪，总参通信部也更名为信息化部。

父亲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来源于他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当年，红四方面军在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的长途跋涉中，始终没有丢弃有线通信设备。川陕根据地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父亲指挥部队建立了几百公里的电话网络。

父亲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游击队带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红军部队，但是他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军事教育。他认为，在现代化条件下，军队干部一定要经院校正规化培养。

我和二姐鲁溪从小对科技萌生兴趣，乃至后来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戎马一生的父亲希望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出力。

建国初期，父亲喜欢自己逛书店，碰上《坦克的故事》、《恐龙》等科普的小册子，他都会买回家。父亲放书的小屋，也就成了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图书馆”。

父亲一直要求我们，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像他最喜爱的那首诗——于谦的《石灰吟》写的那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大姐徐志明（小名松枝）是在父亲到延安后被接到解放区的，后来学医做了医生，是老资历的干部。别人都说，以大姐的资历，应该安排一个领导职务。但直到退休，大姐也一直是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父亲严格要求家人，大姐也从来没想过借父亲的光。

二姐徐鲁溪，是我们几个孩子里最聪明的。她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硕士研究生，是我国第一代研究生。她主持过的项目，还获得过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姐一家三口都挤在8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赶上单位调整住房，二姐一家换到了一套20平方米的房子。

父亲听说二姐换房的事，先是好一顿“审问”，“审”得二姐委屈得差点哭起来。直到父亲确定不是她托人找关系，而是单位里正常的调房，这才放下心来，露出欣慰的笑容。

妹妹小涛是几个孩子中学习最用功的一个，父亲总是表扬她“认真、踏实”。后来，小涛一路从兵团到304医院，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曾当选过“模范工作者”。

对待相知相伴、相濡以沫的母亲，父亲别有一番温情。他们有共同的革命起点——黄埔军校。父亲是黄埔一期学员，母亲当年考入的是俗称“黄埔六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父亲欣赏母亲的独立坚韧、聪慧大度，母亲敬重父亲的刚正不阿、宠辱不惊。

父亲平时话不多，对母亲的体贴都融入一个个细微的举动。作为军人，他走起路来习惯了大步流星，但每次和母亲出去散步时，他都会特意放慢脚步，让母亲不用跟得那么吃力。

有一年，母亲过生日。父亲照例提前问她：“过生日了，想要什么礼物呀？”母亲想了想让我看一眼就行了。”说： “我也不要别的了，就是你当元帅以后，我还从来没看见过你穿元帅服什么样，你就穿上

父亲一听，马上答应。他把元帅服穿戴整齐，在母亲面前走了几个来回。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成了母亲最幸福的回忆。那一身象征着至高荣誉的元帅服，父亲再也没有穿过，一直静静地躺在我们家的樟木箱里。

母亲用的拐杖，也是父亲送的礼物。原先，朋友送给父亲两根竹木拐杖，表面都是光滑的，拿在手里或是拄在地上，容易打滑。父亲自己找来一些胶条，一圈一圈地缠在上面，又在两根竹木拐杖底下各安一个防滑的橡胶头。改造完成后，父亲才放心地把其中一根拐杖送给了母亲。

那以后，许多场合，都能见到父亲和母亲拄着两根相同的拐杖出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去世后，那根拐杖依然和母亲形影不离。

1976年1月，我的儿子出生了。父亲和我们商量给孙子取名徐珞。珞，是一种坚硬的石头。这个名字，寄托了父亲对后辈的期望——无论何时，都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随波逐流。

父亲对孙子的爱体现在一点一滴中。孩子每天喝的奶粉里要定量地补充些钙片，这活儿就成了父亲的“专利”，别人都插不上手。他把钙片仔细地磨成粉，放到天平上称，再按规定的分量包成一个个小包装，每次冲奶粉的时候加上一小包。

徐珞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每天给他念科普读物，早早地开始了自然科学的启蒙。后来，徐珞进了小学，很受老师喜爱，老师们都惊讶于这孩子的知识面如此之广。

有一次，徐珞去自然博物馆参观。看到那些恐龙化石，他竟能把名字、来历一一道来，一下子把周围的人都震住了。父亲知道后，特别高兴，觉得自己这个“启蒙老师”当得还挺称职，孩子都听进去了。

父亲对我们的期许和嘱咐，让我们铭记终身。每当我们遇到困难，面对机遇和挑战时，这些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语句，总能给我们增添信心和勇气。

1981年，我在第二炮兵某研究所与同事们一起研制我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时，父亲给我写来寄语：“天下无难事，有志者竟成。”殷切的期望和鼓励，激励着我始终坚持不懈，最终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父亲写给二姐鲁溪的八个“去做”和八个“一些”，至今仍是我们的“行动准则”。八个“去做”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天天去做；复杂的事情，细心去做；重要的事情，耐心去做；不懂的事情，虚心去做；明天的事情，准备去做；大家的事情，带头去做；别人的事情，帮助去做；个人的事情，抽空去做。”

八个“一些”则叮嘱我们：“工作繁忙，细致一些；遇到问题，冷静一些；处理问题，慎重一些；遇到困难，坚决一些；了解情况，全面一些；待人接物，热情一些；受到刺激，忍耐一些；工作方法，灵活一些。”

对待孙子，父亲也延续着这样寄语的方式。徐珞至今保留着他10岁那年，爷爷写给他的手迹：“学习要踏踏实实的努力，知识须点点滴滴地积累。”

父亲在晚年主动辞去了一切职务。唯一没有辞去的，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一职。他希望通过黄埔军校这座“桥梁”，在有生之年，为促进两岸交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去世前不久，他还抱病坚持会见了台湾来的黄埔一期同学。

对老区人民，父亲心中也一直有着一份牵挂。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大别山老区的几位同志来北京看望父亲。那时，父亲身体不好，一般不会客，但这次却破例，在躺椅上接待了他们。

父亲仔细询问老区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几位老区来的同志担心父亲的身体，刚开始只报喜，不报忧。父亲一听，不高兴了：“群众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吃不饱饭的？”这一问，顿时冷了场，众人一片沉默。

终于，一个年轻小伙子开了口：“徐帅，您还记得七里坪吧？我们下去做调查，那里群众生活仍然很苦啊！有家姓王的，全家7口人，只有6个碗···”

父亲听了，不自觉地从躺椅上慢慢坐了起来，嘴里喃喃重复着小伙子的话：“7口人，只有6个碗……”

那天，送走客人之后，父亲一直闷闷不乐。他和母亲谈起老区人民的生活，满是愧疚之情。后来，父亲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最终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国务院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就此应运而生，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的工作。

没过多久，正赶上父亲82岁寿辰。听说我们要给他做寿，父亲发了火，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老区，还有“70人，只有6个碗”的百姓。那以后，父亲再没有过过生日， 85岁大寿，也只是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照了一张相。

从1983年到1987年2月，根据父亲的口述，国防大学的朱玉教授执笔整理了父亲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分上中下册陆续出版。该书记录了父亲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斗历程、戎马生涯。父亲在书中将红四方面军这支英雄部队的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还根据战争实践总结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

1990年6月，父亲因为肺结核要住院治疗。那天出门前，父亲无比留恋地张望着自家的小院，轻轻地说：“这次去，就不回来啦··”此情此景，使我鼻子直发酸。

住院后不久，父亲发起低烧，病势日益沉重。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去世前一个多月，父亲就在医院里，郑重地给我们留下了三条遗言：“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几个子女，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洒在了他曾经洒下热血和青春的群山之中。而他的精神和品格，也如同大山一样，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心头，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向前，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