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陈叶雨郭楠记者马黎

“今晚听众好像是最多的一次，可见石窟和摩崖的爱好者数量之多。感谢读者们的厚爱，我们任重道远。”

8月25日22点多，结束了一场钱报读书会，刚到家的魏祝挺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个夜晚，弥陀寺公园里的晓风·明远BOOK搬出了全部备用的折叠椅，两侧过道还站着不少人，很多人站着听完了这堂两个多小时的“浙江石窟造像课”。

走道也坐满了

“读山——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是这场钱报读书会的主题。《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对浙江省石窟造像资源信息的首次全面披露，共核定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造像87处共2485尊，其中新发现16处。这个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主任崔彪、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晶鑫做客钱报读书会，跟大家聊了聊调查背后的故事。

郑嘉励

“PPT的英文是PowerPoint，但我既没有权力（Power）也没有观点（Point），就先来讲讲这本书的诞生背景。”很郑嘉励的开场。

浙江省的石窟专项调查开始于2020年与2021年交接之时，到2021年2月中旬，野外阶段基本完成。郑嘉励想，是不是还能做些什么。“完成一项工作跟把一项工作做好，完全是两码事。检验我们有没有把这项工作做好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留下一本白纸黑字的书。”2021年3月开始，工作组又把全省的石窟重新跑了一遍，重新走访、采集、认识。“做书不是书斋里的工作。”

郑嘉励特别提到了奚珣强等民间石窟爱好者的新发现——九曜山造像性质界定的关键，“香严界”的发现，是他经常要说的故事。老奚在一大片岩壁上发现了三个小字“香严界”，证实了这里是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为高僧永明延寿大师所建的香严寺遗址。“这三个字如果就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都需要仔细地辨认，可想而知，他们是怎样在一片岩壁的汪洋大海里，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满怀希望地一寸一寸摸过来，打捞出文字信息的小碎片。”他想到了李霖灿找到《溪山行旅图》中的“范宽”名款，“把一个非常偶然的瞬间定格成永恒的时刻”。

打着手电筒，发现“香严界”

相似的例子还有，工作组对烟霞洞造像超越前人的认识，也离不开民间人士方法和工具的创新。一代代的学者都放弃了释读十八罗汉体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体系没有文字。也是民间人士“土法炼钢”，在阴天的黄昏用手电给岩壁补侧光，局部辅以拓片，这样找出失落千余年的文字。

另一个让郑嘉励深有感触的是宝石山造像。

宝石山造像保存状况一般，但对每天早上到宝石山锻炼的市民来说，它的意义或许不输飞来峰。“读书只给你知识，实地踏访才是体验，知识永远无法代替体验。就像法国作家笔下小王子与玫瑰的故事，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浙江的这些石窟造像，我关心过它们，记录过它们，这些文物才和我的生命发生了连结。”

宝石山上的摩崖石刻“天开图画”，郑嘉励曾经在宝石山上因感受到“天开图画”的景观而感动落泪

“让一个不怎么读书的笨嘴理工男当读书会的嘉宾，实在是有点为难我胖虎了。”崔彪也发了一条朋友圈。

崔彪

浙江省的石窟造像分布并不均匀，杭州地区占了大头，尤其是西湖周边的造像，作为最后一批皇家造像，在整个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不过，杭州以外的造像也有两个“最”，全省体量最大的大像龛——大佛寺石弥勒像，江南开凿最早的石窟——千佛寺石窟造像，都在绍兴新昌。

此次石窟造像调查的“最全”，不仅全在地点，还全在信息。工作组的记录内容在造像的位置、年代、形制、内容及现状、题记等基本信息之外，还有主管单位、是否开放等管理信息，病害情况等文物保护方面的信息，且是全国唯一一个对造像进行三维数字化信息采集的省份。

崔彪向观众展示了几组现场调查的工作照。去山上的石窟点位要走野路，崔彪播了一个视频，人手一个工具箱的他们排着队蹚水过小溪，“第一个湿鞋的要出现了。马上第二个要来了。”“是不是有种，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感觉。”

见到石佛造像后，要清理影响拍摄的植物、杂草。对一尊造像进行三维信息采集，需要拍摄上千张照片，现场工作时间大约是2-3小时。

崔彪

崔彪是浙江省石窟造像专项调查温台组的组长，兰溪的殿里红岩石佛和台州三门仙岩洞的文信国公大忠祠，是两处他推荐寻访的造像。原因无他，只是沿途风景和视野绝佳，又人迹罕至，属于“小众中的小众”。到达殿里红岩石佛造像要走三个多小时山路。而在文信国公大忠祠，你能见到抗日战争时期塑的浙江省唯一一处“八仙”造像。

台州文信国公大忠祠第2号龛造像（局部）与“卫乡保国”

崔彪还负责对石窟造像保护状况做统计分析工作。浙江地区多水，“都说水是生命之本，但是对于石窟保护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是万恶之源。”水会导致岩石的溶蚀、可溶盐的结晶等病害，调查过程中，崔彪发现，至少77%的造像都在遭受水害。如何更好地治理病害，保护石窟造像，是未来工作的一大重点。

来自《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

在调查和编写报告的过程中，陈晶鑫总结了浙江明清石窟造像的一大特点：世俗化。

世俗化是全国范围内石窟造像进入明清之后共有的趋势。以台州黄岩大巍头造像龛为例，看到它的第一眼你就会意识到，这尊造像没有神佛的样子，就只是个普通和尚。又比如，宁波胡公岩的主尊为抗倭名将胡宗宪，当地百姓的供奉将他拔高到几乎是神的位置，这就是世俗化过程中的“造神”。在主尊造像的侧下方，我们可以看到熟悉的大肚弥勒和济公的形象，他们的背后同样都有一个凡人。

台州黄岩大巍头造像龛

宁波胡公岩主尊

陈晶鑫

魏祝挺当天上午刚在国丝馆做了三个小时的讲解导览，晚上，他剧透了月底将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南方石窟会议的汇报内容——《10-11世纪杭州罗汉石窟造像概况及特征》。

《法住记》记载，罗汉是释迦牟尼的16位弟子，释迦牟尼涅槃前，嘱咐十六罗汉不入轮回，到世间的十六处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直到弥勒降生。于是，罗汉成为释迦与弥勒之间这个“末法时代”接引众生的16位导师，在唐宋时期备受信仰。五百罗汉则是释迦生时，随他听法传道的五百弟子。吴越国境内有著名景观——天台山石桥，相传五百罗汉在此化现，自唐代以来成为罗汉信仰圣地。中国境内这样的化现地仅有两处，另一处是北方的五台山。

浙江石窟是中国石窟的尾声，在官方题材中，罗汉主题是尾声里重要的创新点，也是浙江石窟中最有特色的主题。这要归功于吴越国两任国王钱镠和钱俶。他们抓住了浙江是罗汉化现地的特征，大量塑造了罗汉形象，并在杭州地区大量开凿了罗汉石窟。据统计，浙江的罗汉造像原有至少750余身，现存200余身。谁毁了这些罗汉像呢？“飞来峰元代造像都非常完整，但是五代和北宋造像都很残，只能把这个锅给方腊了。”

飞来峰顶神尼舍利塔院造像残迹，原有数十身造像

944年，中国现存最早的五百罗汉像在杭州石屋洞开凿，从题刻中可以看到吴越国供养人认捐的盛况。认捐多少罗汉与供养人的财力有关，高官造11身、7身，普通女弟子造1身，吴越国级别最高的尼姑造16身。“当时的杭州人可能还在比，你造了7身，我造了16身。最后，五百罗汉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你甚至可以看到后周出差来杭的官员，在目睹五百罗汉后捐款开凿造像，为家人祈福（显德六年）。在他的家乡开封，世宗在四年前下诏灭佛（显德二年）。

石屋洞残存罗汉原刻五身

十六罗汉和五百罗汉在唐代就有，十八罗汉是钱俶的创造。944年，僧人洪在烟霞洞前建了寺院，传说经神人指点，洪发现了烟霞洞内的6尊罗汉像。953年，洪去世，钱俶梦到有人来找他，说我们有兄弟18个，如今只有6个，你可以把我们聚到一起。钱俶醒来找到烟霞洞内的6尊罗汉，于是补了12尊。

多出来的两个罗汉得有个身份。吴越国人很严谨，他们让《法住记》的译者庆友尊者做第17位，想不出第18位，就不写他的名字。也有人推测第18位罗汉是《法住记》的译者玄奘，但在烟霞洞，他就是不具名罗汉。这个问题留给了宋代人，结果宋代人也没有很好地解决，直到清代，乾隆帝还在问：17、18罗汉究竟是谁。

互动环节，四位嘉宾回答了现场观众关于石窟资源信息来源、三维数字化技术应用、多媒体技术复原彩塑、石窟造像保存现状等问题。有一位读者的发言，让“石窟F4”听入迷了。

这位读者从事桥梁数字化工作，分享了他的三点感受：对于作者的扩维，对于对象的扩维，对于研究技术的扩维。他谈到，自己曾见过记录下南宋末年两兄弟不合的民间造像。他建议对石桥与摩崖石窟伴生情况，可以多留意。此外，前沿技术辅助石窟造像记录与复原也有可操作性。

“我希望大家能以这样的一本书为向导，走进湖山深处，去感受杭州的历史和西湖山水的魅力。从这个角度上讲，书是手段，体验才是目的。”郑嘉励说。

接下去，潮新闻记者将带来书中更多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和新发现的寻找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