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君仁《释“史”》谓：“由史知天道，故其原始职务掌祭祀而包括卜筮星历，都属于天道神事。”除了“知天道”，史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能，跟文字有关。“史字形状，像人执简册，表示他的生活和书本不离。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广泛起来，他的职务范围，便一天天扩张，不但书籍归他们掌管，极可能连作教科书用的识字本，也是史所编制的。”用司马迁说的“文史星历”来综括，前者就是“星历”，后者就是“文史”。
前面已经讲过司马氏的天官职掌，不妨进一步看看文史的部分。《太史公自序》谓，“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云，“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程金造《太史公所掌文史星历说》据此推断：“太史谈、迁父子，为汉太史令，所职掌的‘文史’，就是主管皇帝家藏的书籍。”当时的皇室藏书虽然丰富，但并不对外开放。“秘府的书籍，其所以禁人观览与抄录者，还不只是由于一书写本之无多，怕有佚失。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书籍所载的，多是各家理国治民的机谋方略，这些统治黎民的方术，只能皇帝独握在手，不能操之他人，因此禁止散行于各地。”司马父子因为职责所在，得以观览皇家的丰富藏书，对当时见于记载的各类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除了读已经基本形成的书，司马迁还能接触到现在称为档案（甚至是绝密档案）的文字。《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此可见，司马迁能够接触到当时的很多重要档案。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说的就是这些新旧档案吧？古人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借以解决遇到的事，没有现在所谓写作这回事。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后来被尊为经典的作品，原本也可以是为解决当时问题留下的档案。如此一来，《太史公自序》所谓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就是对“文史”这一职掌的另外一种说明方式？到这里，我们也就几乎看到了司马迁的职掌与志向的关系——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究天人之际”前面，司马迁加了“亦欲以”三个字。其中的“亦”字，需要从汉代的具体情形来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崩逝，一直被祖母束缚手脚的汉武帝终得乾纲独断，不久即发出了“天人三策”中的第一问。策问中密集出现了天命、灾异、三光、寒暑、鬼神这些词，可见所询与天人关系相关。既是“今上”所问，回答此一策问的人当然很多，照李纪祥《太史公“成一家之言”别解》的说法，回应策问者两次即已逾数百，因而“必然已盈绕天下之士，成为当世欲以究明的一大汉世关键问题。司马迁亦忝列其一，所以他才会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提供的天人关系答案，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相比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官书》谓：“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也就是说，司马迁并非凭空想象出一个永不变化的天，而是结合自己的天官职掌，不断观察天象的变化，并根据这变化进行“天人之际”的探究。在司马迁心目中，观察星空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帝国的运行情况，这不是猜测，更不是禨祥，而是确定的事实。如此，“亦欲以究天人之际”就不是司马迁的谦辞，而是饱含着他对解决笼罩当时汉王朝最大思想问题的自信，更隐隐透出他获得整体认知时的强烈自豪。
此外，《天官书》赞词中的“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是否也包含着“通古今之变”的意思？前文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是同样的“通古今之变”？研究古今变化，对照当时情形，以便不断损益调整，正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只有经过这番损益调整，此前沉埋在石室金匮中的遗文故事，才得以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进入整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序列。有心者不妨留意《史记》各篇的序或赞词，“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跟司马谈、迁父子的职掌有关，最后的“成一家之言”怎么理解呢？钱穆《太史公考释》论之甚明：“若其书为官史，则迁既续父职，责任所在，无所逃卸，何以其父临终遗命，乃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而迁亦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乎！即此可知记注（按记录）为官史，而论著乃家言，体例判然，断非一事矣。故迁之为此书，实不因其任史官，其书亦不列于官府，故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其书义法，自不限于官史之成制。”这样看“成一家之言”的属性，“正以明其非官书。官书者，汉志谓之王官之学，家言乃汉志所谓百家九流”。说白了，《史记》并非官史，而是家言性质的子书。或许，这也是此书最早称为《太史公》的原因。
子书只是司马迁的自我设定，随着影响扩大，最终，《史记》成了一部横贯经史子集的巨著。阮芝生《〈史记〉的特质》，说出了其中的窍要：“《史记》是‘正史鼻祖’，应属史部；《史记》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记》‘成一家之言’（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带有子书性质（此子书不过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罢了）……《汉书·艺文志》把‘《太史公》（《史记》原名《太史公》）百三十篇’列在‘六艺略、春秋家’下，可见汉人原把它归入经（六艺）部，视它为《春秋》的嫡子。”结合司马迁的雄心，这一说法，或许可以更确切地表达为——《史记》原本的目的是“拟经”（十表类《春秋》，八书拟《尚书》），实际达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将之确认为史部之首，却也折服于其闪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
摘自《史记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