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毛主席一生的生活状态。

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毛主席的贡献无人可及，如果没有他，中国革命的前途未卜。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革命早期，他的位置并不是那么稳固。

1929年时，因为和设立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思想意见相异，他离开了红4军。

但红四军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他要走，工作怎么继续？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毛主席主动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接下来的局势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在最后亲自举荐了一人接替主持工作，而毛主席举荐的这一人，也正是朱老总同样举荐认同的。

所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毛主席和朱老总都认同的这一人是谁？为什么会选他呢？

1929年初，朱毛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准备挺进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彼时红四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四周都是敌人的围追堵截。

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讨论红四军的问题，会上，多数人发表意见，认为红四军应该“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进而避免被敌人“消灭”，并决定让朱老总和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中央去，避免二人因为目标太大，徒惹敌人注意。

会后，由周恩来起草了这封带给朱毛的指示信。

但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阴差阳错的问题，这封信历经辗转，送到江西瑞金的时候已经是4月。

此时，红四军所面临的形势实际已经出现了转变。

红四军第一次入闽，而后又连战连捷，与赣西特委领导的间隙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

朱老总和毛主席此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扩大红军影响力？并为此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毛主席确立和宣布了要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

红四军在这期间还第一次统一了军服，又成功动员了群众参军，筹集了军饷，接连动作下来，红四军士气大涨。

而就是这时，朱老总和毛主席收到了那封来自上海中央的信，信中，中央对敌人的军事力量过高估计，对红四军处境充满忧虑，要求红四军分散隐匿，分成以连或营为单位的小部队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单独行动，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

这样悲观的内容可以说是和当时高涨的士气显得格格不入，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消极影响。

最后，信的末尾，上海中央还表达了一定要按照此命令执行，否则即撤销朱毛职务的意思。

主席读信眉头紧锁，半晌没有说话，他知道中央最后的意思明确，但他更知道，着眼当下的实际情况，如果盲目执行中央决策，只会得不偿失。

于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主席最终给中央写下了一封长信，在此之前，除了给中央的汇报信，主席很少写长信，但这一次，他经过慎重思考，最终写了这封长信。

这时，他已经做好了被免官的准备。

在信中，主席首先明确，尽管眼下的革命形势依然严峻，但只要坚持开展农村工作，动员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而“分散隐匿”，对于人数本就不多的红四军来说，并非最正确的选择，这样一来，初到赣南，群众基础还不够牢固的红四军，反而更容易陷于被动，被敌人各个击破。

用主席的话来说：“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在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力量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中扩大红军力量才是首要的，这样对敌也更有优势，利用赣南地区复杂的地形优势，打运动战，找准机会，攻击敌人薄弱之处，前期如此，到后期，部队发展壮大起来，就可以灵活改换其他作战方式。

最后，有关部队的领导人选，主席当时在信中说：现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员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

这段话，毛主席说的是“我们”，指的正是朱毛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

换句话说，毛主席和朱德当时对如果非要按照中央要求离开红四军后，谁来接替他们，给出了共同的意见和人选，那便是刘伯承和恽代英。

其中，刘伯承对应的是朱老总的位置，而恽代英对应的则是毛主席的位置。

毛主席和朱老总，在1928年春天的井冈山走到一起，他们就是红四军的“灵魂”，也正因此，这支队伍同时被以他们二人的姓氏冠名“朱毛红军”，曾经采访过他们的美国记者韦尔斯用“孪生天才”来形容他们，并将毛主席比作“政治头脑”，而朱老总则是“热烈的心”。

那么，毛主席和朱老总共同推荐的刘伯承和恽代英，二人是否也具备这样的特质呢？

刘伯承，我们很熟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那恽代英又是何等的人杰呢？为什么毛主席和朱老总在当时会认为他能接替毛主席的位置呢？

长袍书生，手持书卷，神情平静，目光却饱含革命热情。

这样的人物，便是毛主席引为知己的人——恽代英。

他是1895年生人，比毛主席要小两岁，出生地是和毛主席家乡并称“两湖一家亲”的湖北。

他的家庭是湖北武昌一官僚家庭，父亲是清朝知府，母亲出身士宦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更是儿子的启蒙老师。

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恽代英，自小就酷爱读书和学习，教书先生直言自己教书这么多年也没遇上过这样的学生，直呼恽代英是个“奇男儿”。

他的父母对儿子寄予厚望，不过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恽代英父母的希望最终被淹没。

恽代英成为了旧社会的叛逆者、新时代的开拓人。

1913年，18岁的恽代英顺利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并在两年后进入中华大学攻读中国哲学。

这期间，思想活跃几乎走在时代前列的恽代英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的博学更奠定了他在后来成为了我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之一。

在校期间，恽代英创办了“互助社”（五四运动前后在武汉地区有较大影响的进步社团），让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思想政治潮流。

这样的经历，不得不说和毛主席十分相似，同时期，毛主席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在湖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进步社团）。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进步社团，毛主席和恽代英的名头在当时很响，惺惺相惜的两人都看过彼此发表的文章，并建立起了书信往来。

此后，恽代英又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和共存社，而毛主席则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博学多才的两人都在为解放思想和文化启蒙而努力，并实实在在地对当时的进步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1920年，恽代英应陈独秀之邀翻译了《阶级争斗》，使其成为了我党创建初期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时期曾明确说过，自己的思想转变就是受了包括《阶级争斗》在内的三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另外两本分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

同一时期，译成《阶级争斗》的恽代英还在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和国文教员，而毛主席则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从这一点上不得不说，两人的经历真的十分相似。

此后几年，恽代英又辗转多地，分别去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西南公学以及上海大学教书，而毛主席的教员生涯也在继续，一师工人夜校历史教员、修业学校高小部历史教员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担任过的。

这期间，他们影响的青年数不胜数，革命思想的火种在不知不觉中已然种下。

1924年，恽代英和毛主席的事业第一次直接交集，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的两人共同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

也就是从这时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和恽代英成为了我党最早认识到军事斗争重要性的少数早期领导人。

1926年，恽代英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

这一年，恽代英29岁，初到军校，他与学生相差无几，穿一件发旧的灰布长衫，鼻子上顶一副400所度的近视眼镜，乍一看还以为是哪家旧式学堂出来的私塾学生。

但俗语说人不可貌相，这句话放在恽代英身上十分贴切，此时的他早已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人物。

当他站在黄浦军校的讲台之上，滔滔不绝讲起课，学生们瞬间为他所吸引，真真切切领略到了中国青年运动领袖人物的风采。

彼时，也正是两党矛盾日益尖锐之际，而恽代英凭借在黄埔学生中间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努力弥合着学生们之间的分歧，为维持革命力量团结和壮大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看似一个文弱书生，出言句句挟风携雷！”这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对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重要评价。

另外在黄埔军校期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恽代英继承和发展了前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拟规程、编教材、撰文、演讲，他付出了诸多努力，最终完善提出了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

对此，毛主席曾评价说：“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而正是靠了这一种制度，才使得军队耳目一新，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及之后的八路军，都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27年，恽代英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工作，担任政治总教官，开始了同蒋介石背叛革命行径坚决斗争之路。

此时，孙中山已经逝世，北伐战争也已经发动，按照北伐战争前约定好的，蒋介石当执行迁都武汉计划，但是他却出尔反尔，临时驻南昌，坚决不迁都武汉。

由此，国民党内部阵营逐渐分开来，由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以及被孙中山称作是“中国革命希望”的邓演达等在武汉形成一派，和蒋介石展开了坚决斗争。

而恽代英和毛主席等我党人士都站在了邓演达这一边，此前黄埔军校开设政治课的主张便是由邓演达提出，恽代英和毛主席最开始到黄埔军校讲课也是受了邓演达的邀请。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职期间，该校已经废除了校长制，不再承认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职务，开始实行委员制，而恽代英和邓演达就是5个委员中的常委。

两个人关系密切，邓演达的很多主张更都是恽代英帮忙提出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完全撕破脸皮。

一个月后，受蒋介石鼓动，驻防宜昌的夏斗寅突然发动叛乱，反对武汉政府。

而恽代英率领由武汉军校学生改编的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的两个团，很快平息了夏斗寅叛乱。

蒋介石看到了恽代英的本事，也知道他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声望，对恽代英很是重视，当即采取惯用的封官许愿，决定拉拢恽代英。

但是恽代英根本不为所动，同年6月，他就在武汉军校召开讨蒋大会，痛斥老蒋，并与宋庆龄、邓演达等联名通电反蒋。

7月，恽代英又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发动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恽代英又同宋庆龄、邓演达、毛主席等22人，联合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再次痛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之罪人”。

此后，恽代英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和三次平山起义，丝毫不惧蒋介石，坚决斗争到底，能文能武，恽代英不失为一代人杰。

也正是因此，毛主席和朱老总考虑到可能调离红四军时才会共同举荐他。

不过遗憾的是，1930年5月，恽代英在上海第一线被捕。

在此之前，国民党重金悬赏要缉拿恽代英，奔赴上海第一线的恽代英直言：

“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结果一语成谶，在组织工人运动之时，恽代英因为高度近视闯进了警戒线被捕。

当时，他机智坚称自己是武昌电话局的一名失业工人，在狱中，恽代英干遍脏活累活，成功迷惑了国民党，被判处了5年徒刑。

但是在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他出卖指认了恽代英。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此前在黄埔军校时就对恽代英十分重视的他，当即亲自交代手下人：

“先不要先不要伤害他！你们可以去劝导他，就说我说的，你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国青年的领袖，是国家杰出的人才，希望你回到国民党来工作，我们绝不会亏待你。”

很快，恽代英就被带到了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的官邸，蒋介石备了素食款待，直言：“当年在黄埔，你和高语罕（蒋介石将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张治中一起诬称为“黄埔四凶”）就总指责我浪费，今天我就以素食表我的诚意。”

……

面对一向高傲的蒋介石的示好，恽代英一言不发。

“当年在黄埔，我就十分看重你，那时，我吃什么，都记得给你送一份……尽管不久前，你还写文章指责我……这些本不可容忍，而我却可以选择原谅你，只要你回心转意，我依然可以重用你。”

蒋介石“苦口婆心”地规劝还在继续。

而恽代英的面色却不见一丝波澜，他最终平静说道：“你我在黄埔的接触虽然并不算多，但我想我们相互还是了解的。你不用对我抱任何希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蒋介石听到这里，刚刚的“好脾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站起身，吼了一句：“你不听劝告是要后悔的！”

说完，蒋介石就愤然离去，而恽代英又回到了大牢。

很快，蒋介石就下达了一纸手令，因为担心恽代英出现在刑场引起太大影响，蒋介石的手令特意指明：就地枪毙！

1931年4月29日，年仅36岁的恽代英倒在了大牢一块菜地边的血泊中。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首《狱中诗》，成为了中国青年领袖恽代英就义前留给世间的最后言语。

恽代英牺牲后，对他念念不忘的毛主席始，多次与人谈论恽代英，毛主席说：

“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