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变之初，蒋介石也曾对他寄予了厚望，但张的处境却充满了复杂的隐忧和困境。

在重庆初到的张国焘，虽然获得了国民党的表面欢迎，但因为不受国民党内的信任，内心却充满了失落。

蒋介石曾召见张国焘，并借此机会将他推荐给了戴笠，这位军统的头目，希望张国焘能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出力。

然而，表面上授予的职位和荣耀，并未能掩盖张国焘在这一新环境中的孤立与挣扎。

张国焘的具体工作由军统负责，他被任命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少将主任，负责反共情报的策划与实施。

在此期间，张国焘曾提出设立“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亲自培养一批特务。然而，虽然计划看似宏伟，戴笠对此也寄予厚望，实际执行中却并不顺利。

训练班中的学生虽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但大多数未能派往延安等地的共产党核心区域，反而被分配到国统区内的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张国焘的影响力和实际成效逐渐减弱。尽管他主持的“策反站”在陕北、汉中等地设立，但都未能取得显著成效。张国焘的人甚至都没办法进入八路军防区，策反行动几乎是徒劳无功。

张国焘在军统内部的地位也因此开始下降，戴笠对他的失望逐渐加深。这种失落的局面，伴随着国共战局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张国焘生命中的主旋律。

不仅是对外工作受挫，张国焘在军统内部的地位也受到排挤。特务们对他的嫉妒和不满日渐增多，尤其是在他无功受封后。

他曾被推荐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但这更像是一个空衔，给张国焘带来的仅是虚荣的光环，实际工作内容少之又少。

张国焘曾感叹自己“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到办公室只是象征性地坐一两个小时。

而蒋介石对张国焘的利用，在一次次未果的尝试后也逐渐冷淡。

尽管张曾为国民党草拟过管理全国粮食和物价的方案，但这一努力也未能改变他在国民党中的边缘化命运。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坠毁，他的死，标志着张国焘在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最后一点权力基础也崩塌。军统改组，张国焘无奈通过同乡的关系另谋出路。

张国焘后来受聘为江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但此时他已不复当年风采。

在江西，他遭到了曾经在战场上交锋过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冷遇和排挤，这使得他在新职位上也举步维艰。最终，张国焘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时间推移到1948年，张国焘不甘寂寞，筹资创办了《创进》周刊，试图通过舆论影响重新获取些许政治影响力。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不可避免，张国焘的努力也如空中楼阁，终成泡影。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

张国焘深感不安，开始考虑退路。

就在此时，蒋介石指示，不要让中共叛徒随大批国民党官员撤退至台湾，理由是这些人已经不再忠诚，无法为国民党提供有效支持。

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选择了与全家一起前往台湾，彻底离开了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

这一离开，成为了张国焘政治生涯的最终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