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一场必须让祖祖辈辈中国人都铭记的卫国战争。

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四川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来地处后方并非战火前线的四川人可以享受相对的和平，但是却有很多四川百姓义无反顾的送儿子出川抗日。

据历史资料记载，四川一省征兵的数额，不论配额与实征人数都位居全国各省第一，四川一省动员的总兵力约占当时全国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五位抗日士兵中就有一位四川籍士兵。据保守估算，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四川至少出兵约340万人，有大约64万名四川籍士兵在抗日前线伤亡，四川省的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都位居全国各省第一，所以当时军队中有“无川不成军”的美誉。

四川抗日爱国军阀刘湘将军更是亲自率军到抗战前线指挥作战，后来刘湘在前线吐血发病身亡，临终前更是留下遗言：抗战到底，矢志不渝，日寇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川军抗日爱国的事迹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让人泪目的莫过于川军抗日军官王建堂临出川前，其父王者成给他送去的“死”字旗。

1937年王建堂率军出川抗日，临行前，他的父亲王者成派人给他送来一面粗布做成的“死”字旗，这面旗子的这中间写着一个硕大的死字，两边各有几行小字，旗子的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旗子的左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虽然至今战争的硝烟逐渐远去，但“死”字旗至今读来依旧能让每个中国人热血沸腾，它见证了中华儿女心中亘古不变的爱国情怀。

又有多少人看完这一句“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的话都不禁泪目，哪个当父母的不希望子女健康长寿，但是国难当头，老父亲不希望儿子尽孝，却希望儿子为国捐躯，这份爱国情怀岂能不让人泪目？下面就来说说抗日英雄王建堂的事迹和最后的结局。

王建堂字家林，1912年出生于四川省北川县曲山镇（当时称之为曲山场，属安县管辖），王建堂青年时期学业有成后，就一直在家乡曲山镇当小学老师，并在此期间结婚，还生育了一个女儿。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情绪空前高涨，当时血气方刚的王建堂就是十分痛恨日寇侵我国土，王建堂当时经常与一些同乡青年谈论时政，对日寇侵占河山义愤填膺，并表现出“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态度。

就这样王建堂就邀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商量着报国从军，后来经过朋友之间的发动和宣传，竟有170多人愿意跟随王建堂从军报国，这些人中有学生、社会青年、小商小贩以及农村壮劳力，经过一番筹备之后，众人公推王建堂为首领，并把队伍定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由王建堂报呈安县政府申请出征抗日。

当时的安县县长成云章被他们所感动，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把他们安置在“大安游艺场”（今安昌公园）内，并立即向上级汇报，与军队取得联系准备接收王建堂等人。

1937年冬天，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召开欢送出征大会，热情的欢送王建堂等170余人出川抗日，在欢送会即将结束之际，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托人给王建堂送来了一个包裹。

包裹中就是粗布制成的“死”字旗，县长成云章看完这面“死”字旗之后感动的热泪盈眶，成云章含泪把“死”字旗授予了王建堂。

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是一个小商人，但为人极为正派，嫉恶如仇，他也是川西北著名的川剧四大票友之一，闲暇之余就喜欢表演川剧，经常在剧中扮演文天祥和岳飞这些精忠报国的大英雄，当时人称其为“者大爷”。

因此王者成是一位拥有极高爱国情怀的人，他得知儿子王建堂出川抗日报国后，虽然对儿子万分不舍，但是他却更希望儿子能保家卫国，为国家存亡出力，所以他最后没敢来送儿子，他不敢接受与儿子的生离死别，可他还是托人给儿子送来了一面“死”字旗。

王建堂带着队伍参加了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就被编入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由于王建堂带了170余人参战，他被国军任命为见习排长。1938年初春，王建堂就带着战友们出川到前线抗日。

此后王建堂在军队中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打下了很多艰难的硬仗，并负伤四次。

第一次负伤是在王建堂成为副连长时，当时他主管全连的后勤军需，有一次发完军饷，有一枚银元因缺损而没有发出去，王建堂觉得这个钱虽然没用，但是扔了可惜，就留在手里日常把玩。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王建堂率领敢死队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由于日寇的炮火密集，王建堂身边的很多战友都倒了下去，王建堂看着倒地的战友就杀红了眼，他拼命带头冲锋，突然右腹部传来一阵剧痛，王建堂知道自己中弹了，但他顾不上疼痛，反而更加英勇的继续带头冲锋。

在战斗结束后，王建堂才发现上衣右下口袋有一个弹孔，他伸手摸进去时，发现棉衣已经被打穿，于是赶紧叫来医务人员帮自己查看，医务人员解开他衣服之后才发现，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他兜里装得那枚残缺的银元上面，银元受子弹冲击镶嵌到了右腹部的肉里面。也多亏了这枚银元替王建堂挡了这颗子弹，否则他不死也得重伤。

王建堂没有因此退缩，他拿着父亲给的“死”字旗擦了擦血，就让医护人员进行了简单包扎，随即又投入到了战斗中。

第二次负伤是1938年盛夏，王建堂所部第二十九集团军要占领马鞍山阵地，王建堂最先率领连队向马鞍山脊出发，途中王建堂打头带队，他刚登上山脊后，另一边突然冒出三名日本士兵，这三个日本士兵齐齐用刺刀向王建堂刺来。

跟在王建堂后面的战友是机枪手山东人范大个，他眼看王建堂要被日军刺死，虽然手里握着机枪，但由于王建堂挡在身前，他不敢开枪怕误伤到王建堂，情急之下他使出一招扫堂腿，一脚把王建堂向右踢倒，王建堂随即就被范大个踢的从山坡上轱辘了下去。

范大个这一踢，王建堂往右摔倒，正好避过了左面两名日军刺来的刺刀，而右面那名日军刺刀本来是刺向王建堂心口，由于他向右摔倒，刺刀也偏离了心口方向，只刺到了王建堂的肋骨，因此王建堂捡回一条命。在王建堂摔倒后，没有他的阻挡，范大个立刻开机枪扫射，三名日军当场就飘回了日本老家。

虽然王建堂没有受到致命伤害，但是刺刀刺入肋骨也很厉害，当即他就重伤倒地，他的战友们用“死”字旗帮他包裹伤口止血，随即将他送往战地医院救护。

王建堂第三次负伤是在1943年10月上旬，当时常（德）桃（源）会战打响，王建堂负责率领连队在洞庭湖上伏击日寇，在夜里日寇果然乘坐汽艇经过王建堂的伏击区域，王建堂立刻率军对日寇开枪。

进过一夜激战在第二天清晨，虽然王建堂再次负伤，但他却带领连队全歼了日寇，还缴获了日寇三艘汽艇，并在汽艇上发现了日军作战规划和战略图，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国军最高长官部授予王建堂甲级勋章一枚。

但是这一次王建堂负伤却再也没能用“死”字旗擦血了，原来“死”字旗跟随王建堂历经多次战斗已经在战场上遗失了。我们现代后人所看到的“死”字旗，是上世纪80年代，根据王建堂的回忆所复制而来。

王建堂第四次负伤是在夜袭茶陵的战斗中，王建堂当时奉命组织带领敢死队攻占日军控制的茶陵县城，王建堂带着数十名敢死队员沿着茶陵县东南门攀城而上，突然袭击了守城日军。

日军被突袭的措手不及，死伤大半，随即剩余日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向上级求援，随即日军援军赶到反来夺城，国军也增援给王建堂一个连队，双方激战一个昼夜，最终王建堂看日军援军越来越多决定撤退。

王建堂有序的指挥部队撤退，这次战斗虽然没能拿下茶陵县城，但是却造成日伪军伤亡百余人，而王建堂所部无人战死，仅有王建堂与两名战士受轻伤。

由于这次战斗中王建堂机智勇敢指挥有方，没有造成战士过多伤亡，因此国军最高长官部再次嘉奖给王建堂一枚甲级勋章。

这就是王建堂的四次负伤，他在抗日战争中多次担任敢死队的任务，参加了大小战斗数十次，一直在火线上与日寇拼杀，多次立功受奖，虽然最后他遗失了“死”字旗，但他完美实现了“伤时拭血”的誓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建堂跟部队回到四川，后来在1949年12月时，王建堂随所在部队参与了成都起义。1950年时，思乡回家心切的王建堂主动要求退役回归家乡，就这样王建堂卸甲还乡回到了老家曲山。

可是当王建堂回到老家后，他才发现早已妻离子散，原来他参军报国后，由于常年在火线上与日寇浴血奋战，他的父母妻女始终得不到他的消息，善良的王者成眼看着儿媳独自抚养孙女艰难，因此主动劝儿媳改嫁，就这样在王者成的劝说下，王建堂的妻子不得已带着女儿回了娘家改嫁，从此杳无音讯。

王建堂本想从新娶妻生子从头再来，可是由于他曾经的国军身份，让他在那个年代备受歧视，他甚至被人称为残渣余孽，每逢运动时期，他必定成为批斗对象，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何谈从新娶妻生子。

为了生存王建堂做过杂工、劳工甚至搬尸工，四处打零工，勉强维生，更别谈再娶妻生子了。尤其是在特殊的那十年期间，王建堂更是被各种批斗。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王建堂的生活才逐渐好转，1980年在国家的关怀下，王建堂恢复了名声，并被认定为社会救济孤寡老人，得到了政府救济，1981年王建堂被确认为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特聘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这才有了一份退休工资，加上救济金他每月共能领到20元钱，这才使得他有了一份养老保障。

不过即便如此，王建堂晚年无儿无女还没有老伴，他依然生活在孤苦无依中，只能靠微薄的收入勉强生活，1992年时，王建堂在孤苦贫困中去世，享年80岁。

对于王建堂晚年凄惨生活的事情，其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反思对待英雄的态度，在人生壮年之时，王建堂以身许国，把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贡献给了拯救国家存亡之中，但是在战后的和平岁月中，王建堂却因某些因素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反思。

我们后人更应该学会善待英雄，只有善待英雄，才能在我们国家的存亡之际涌现出更多的英雄来，绝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英雄并不是生来无所畏惧，只是他们选择了勇敢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