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黄维去点检第五军，杜聿明设宴款待，席间说：“最近天气不错。”
黄维说：“好什么，我的家乡正在发大水。”
杜聿明见这个黄维一期同学一点情面都不留，显得很是尴尬。
当时，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十万大军折损大半。杜聿明率第五军残部撤到昆明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进行点检，让驻防云南的54军军长黄维为点检官。
第五军本是重庆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此次作战损失惨重，杜聿明也有些胆怯，因此设宴招呼黄维，想让他在点检后的报告中，多说一些好话。
不想，黄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油盐不进。杜聿明没话找话，将话题引到天气上，黄维听后没好气的说：“天气可不算好，我的家乡连降暴雨，已发了大水。”
陪座的第五军的一个副师长，以为这是黄维索要钱财的借口，便自作聪明的提出拿出一笔“救灾款”，交由黄维转寄给家乡。
黄维勃然大怒，径直离开了。杜聿明瞪了副师长一眼，说：“你说话真是不分场合。”
黄维点检结束后，在给军政部的报告中，如实的写了第五军的损耗，实有人数等情况。第五军的黄埔军官愤愤不平，认为黄维过于不近人情，为人处世不讲情谊。
杜聿明对手下说：“他就是这么个人，倒不是专门针对第五军。”
黄维是“土木系”的骨干，很得陈诚看重。陈诚的起家部队是十一师，后以该师为基干扩编为十八军，“十一”为“土”，“十八”为“木”，陈诚集团的骨干，基本都是从十一师、十八军出来的，“土木系”的称呼由此而来。
黄维当过十一师师长，还是十八军继陈诚、罗卓英之后的第三任军长。以黄维的资历，按理说应该是黄埔一期将领中，较早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比如“土木系”将领霍揆彰，在淞沪会战后升任54军军长，到了1942年时，已是二十集团军总司令。
那么，为何黄维到了1942年，军职反而远在霍揆彰之后，成了54军的军长呢？
对于黄维，陈诚是信任和重用的，但在历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之后，陈诚认为黄维打仗不懂变通，过于呆板，相比在一线当军事主官，更适合在后方担任军事教育类的职务。于是，陈诚向老蒋推荐，将黄维调去“中央军校”（原黄埔军校）任教育处长，十八军军长由彭善接任。
参考后来的关麟征，黄维若在军校长期任职下去的话，极有可能会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二任校长。到了1940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断了黄维的“教书生涯”。
54军的军长陈烈，因患牙疾去驻地的一家诊所治疗后，不仅病情未得到缓解，反而脸肿的老大，很快陷入了昏迷。54军军部急忙向军委会打报告，老蒋派飞机去陈烈到重庆救治，飞机尚未到达，就传来了陈烈的死讯。
54军的参谋长感觉不对劲，带人去那个诊所搜查，但那个牙医早已逃之夭夭。陈烈之死，疑云重重，不少人怀疑是遭毒害。
军政部长何应钦向老蒋推荐的几个接任54军军长的人选，无一是“土木系”的。54军是“土木系”仅次于十八军的主力部队，陈诚自然不容被何应钦系统的人染指，但因一时间又无合适的人选可用，便想到了黄维。
黄维当过十八军军长，转了一圈后又去了54军，怎么看都像是降职使用。不过，黄维倒是很干脆，直言说只要是陈诚的意思，他完全服从。
黄维到任后不久，54军划归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驻防滇南。关麟征和陈诚早年结下仇怨，两人势同水火，见54军划来，便存了借机吞并之心。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后，老蒋一面急调宋希濂的十一集团军去滇西驻防，阻击日军继续进犯；一面点名让黄维率54军进驻昆明，并作为预备队，一旦滇西有变，即刻驰援。
驻军昆明期间，黄维被何应钦任命为点检官，负责点检退入云南的远征军残部。黄维的点检报告中，据实写了诸部队的损失情况，因此惹得杜聿明等带兵的部队长们很不高兴。
点检风波过去没多久，黄维因军粮问题，招惹了何应钦。黄维见军粮质量越来越差，在多次向军政部反应无果后，一气之下给重庆军政部何应钦的办公室，寄去了一袋发霉的军粮。
在何应钦看来，黄维这种做法是公然挑衅，他当即派人带队去54军检查账目。检查人员到54军查了一圈后，未发现黄维贪腐的证据，不过还是抓了一个“辫子”，那就是54军存在吃空饷现象。
当时国民党军中，吃空饷是公开的秘密，和其他部队长贪占空饷不同，黄维将吃的空饷全部给官兵办了伙食。
何应钦见不能以贪污军饷处理黄维，最后给安了一个“破坏军需独立，公积金不报不缴”的罪名，报请老蒋严惩黄维。
陈诚得知后，连忙去向老蒋求情。老蒋其实也不想惩处黄维，但又不想让其他将领有样学样，去冲撞何应钦这类大员，便采取折中的处理手段，免去黄维54军军长职务，调任军委会中将参军。
关麟征在何应钦派人调查黄维时，一副看热闹的样子。在黄维调离后，关麟征委派副手张耀明去接手54军，54军官兵群起抵制，扬言张耀明敢来，他们就敢开枪。
老蒋听说后气不打一处来，一纸手令把54军划到了二十集团军，这场因军粮引起的闹剧，告以结束，算下来，黄维成了唯一的“受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