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英国的《心灵》（Mind）杂志在1922年第31卷上刊登了一组“三人谈”，论题是“历史学和科学是不同的知识吗？”三位作者分别是柯林武德、A.E.泰勒、F.C.S.希勒。柯林武德着眼于“求同”，针对习以为常的看法——科学追求普遍性而历史学探讨特殊性，认为这种划界方式是一种认识谬误，历史学与科学都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求知过程，而个体兼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泰勒强调要“立异”，认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科学家负责解释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学家还要说出他对事实为何如此发生的理解。希勒更多地倾向于认同柯林武德的观点，希望在上述二者之间做出调和，强调科学和历史学的功能有别，前者面向未来，而后者面向过去，同时彼此之间互有借助。
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我们用简化的方式把以往的答案分为三类：第一，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历史学已有悠久的传统，其独特的价值与功用不需科学的加持也能得到证明；第二，现代历史学吸纳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成为有自己特性的一门科学，科学就是它的本质属性；第三，尽管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于历史学，但历史学还有不适用科学方法的对象和内容，因而它终究不同于一般的科学。
历史学走向科学化
及其思想的反弹
科学革命发生在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学的科学化，首先是在欧洲完成的。19世纪科学思想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发现自然有演化的过程，因而一切探究自然界在时间中变化规则的新发现都有可能成为探究历史变化过程的借鉴。既然每一种自然科学都是从确定事实开始，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而形成规律性认识，那么，同样的认识过程也适用于人类历史的研究。奥古斯特·孔德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企图针对人类社会领域创立一门实证主义的新科学，揭示其中的变化规律。与各种历史学的专门学者相比，他俨然是一位超级历史学家。而在历史学的实践中，语文学文献考证方法的成熟，加上外交档案的开放以及钱币学等辅助学科的发展，使得19世纪的历史学研究大放异彩。从德国开始，有了尼布尔、兰克、德罗伊森、蒙森等大师级的历史学者，继而法国出现了泰纳、古朗士，英国有了阿克顿、J.B.伯里，他们以历史档案为基础，基于严格考辨的史实重构，开创了国史书写的新局面。19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开始有自信，宣称历史学像力学、化学一样，也是科学之一种，可以揭示出历史世界的真相。
不过，这种将历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的实践，是否在理论层面经得起推敲，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大问题。这一问题正是史学理论在19世纪的起点。这么说，是否忽略了18世纪理性时代那些思想家们的贡献？其实不然，他们尚未看到历史学在19世纪发生的新变化，所思考的问题方向更多地落在历史的本性而非历史的认识上。如果说，19世纪末《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两书是从正面总结“科学的历史学”的原则与方法，而德罗伊森、狄尔泰则代表的是，在德国学术界内部，对于历史学“科学化”倡导的怀疑和反思。在德罗伊森看来，历史学绝非像孔德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将历史事实当作自然事实一样来研究。狄尔泰及其后学沿着德罗伊森的方向，反抗自然科学的霸权，试图开辟自然科学之外的另一块知识领域——文化科学。
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的历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逐步传播到欧洲之外，产生了世界影响。与实践领域相比，历史学在理论层面的自我反思却是步履蹒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柯林武德将科学概念理解为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知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且各有各的方法。他所致力的目标，就是努力将那些错误引入的自然科学思维从历史学中清除出去。
对元问题的追问
在史学理论领域，观察19世纪后期以来的学术发展，大致可以区分出欧陆和英美两种趋向，就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习惯使用的观察方式一样。欧陆趋向更加偏重历史学与生活经验的连接，乃至会强调其在现代科学之前更深远的思想根源；英美趋向是在柯林武德之后所开辟出来的研讨方向，更多的是逻辑分析，重心落在如何完善历史知识的可靠性论证。当然，具体学者并不容易归类，比如柯林武德，他虽然是英国思想家，但其思想底色更接近于欧陆趋向。整体而言，相对于18世纪的历史哲学以历史本性为核心，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发展历史知识的认识论，也就是总结19世纪取得突破的历史学实践经验，后者无论我们称之为兰克史学、科学的历史学，还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因而，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所提出的一切具体的问题，其前提预设是关于历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某种理解。
如前所述，“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答案可分为三类。德罗伊森以及其他德语学者发展的是第一类答案，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的使命远不止是弄清事实，它还是对人的生存本性的理解途径。换言之，历史学是生命之学。不管你是否愿意称之为科学，它与以自然世界为对象的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二类答案，其中包括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将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另一种是像柯林武德那样，将自然科学、历史学均视为科学，而不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持前一种态度的是那些把历史学的使命视为确立事实、发现规律的历史学家，持后一种态度的就是类似于柯林武德这样的批判者。第三类答案，可以将何兆武视为代表，历史学的本性是合二为一的，一半是科学，一半是生命之学。用他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历史有两重性，包括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应的历史学也有两重性，包括理性的与非理性的部分。
对于17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的发展态势，何兆武认为，由笛卡尔开创了一条理性主义的路线（“以脑思维”），自然科学和启蒙运动的成功，进化论与实证主义的胜利，都要归功于它，分析哲学就产生在它的延长线上；由帕斯卡开创了另一条非理性主义（不是反理性）的路线（“以心思维”），到19世纪末形成了对于前者的反弹，生命哲学由此发展而来。如果参照这种思想分野，再来看现代史学理论中的认识分歧，那么，在前者眼中的历史学，理应成为一门科学，而在后者眼中，它应该是生命之学。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如果我们把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规定为严格地、真实地再现过去所发生过的人类经验，那么，作为生命之学的历史学，其使命就是对古往今来的人类生存处境的理解与体悟，进而还应作出自己的选择与评判。二者理应兼容，而不是偏废。但是，就以往的理论研讨来看，后者所得到的重视远不如前者。作为生命之学的历史学，它的根基所在，帕斯卡广为人知的一段话足资说明：“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是一个或几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绝不浪费笔墨，总是要发现新的史料，讲出新的故事，解答悬而未决的难题。历史学的写作，就是历史学家自己站在审判台上，展示他自己心灵的强与弱、善与恶。一个能称得上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对他/她的期待，就不仅仅是见微知著的史料解读、探幽索微的侦探手段、炫人耳目的书写技巧，还有他/她的人生，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勇气与良知。
以上讨论限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大体上可以说，是科学主义的大行其道与反对派的轻吟低鸣。如果我们将传统悠久的中国史学纳入视野，不难发现上述第一类答案，或者说作为生命之学的历史学，在古代中国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中有颇多可以相互参照的思想材料，或许在未来，这些中国史学的经验可以为史学理论的反思提供更多的可能。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