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有个“上岸站”，被众多人设置成自己的屏保或头像。2024年，“上岸”和“身体健康”一同成为佳节里非常常见的祝福语。“上岸”仿佛是幸福乃至正常生活的开关，在此之前的阶段都像是临时性的、悬浮不定的，是仅仅作为过渡的预备役。
“上岸”和学者项飙提出的“共同焦虑”（commonworries）有着紧密的联系：年轻人集体感受到“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游离于宏大和自我之间”，“过度自我标准化，不断把考学、绩效当作个人目的”。
如今，社交媒体上不乏有对“上岸”祛魅的声音，人们焦虑又茫然地发现，彼岸并不如想象中美好，上岸后依然要面对真实而确切的困境。然而，在社交媒体“不要卷、要旷野”的呼声中，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报名人数依旧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41.6万人。而他们艰难跋涉地上岸，往往只是依循此前应试的惯性，或者盲目地跟从主流道路，这让他们陷入了一种意义贫困。
传统意义上的上岸，是指考研、考公、考编的顺利通过。但从更广义上看，“岸”代表的是能为人们提供托底保障、使人安身立命且赋予人安全感的东西，当前，这种岸普遍匮乏，“对岸的渴望”已然成为了一种时代情绪。
上岸，像是我给自己画的一个大饼
大四那年，林薇决定考研、考公两手抓。
从1月份备考以来，她用空了78根笔芯，31本本子，由于久坐学习胖了20斤。后期阶段，频繁的手写让林薇感到太累，她只好在写模拟试卷时在手掌上缠绕两圈厚厚的医用绷带，以此来增加握笔的稳定性。
两场考试的时间仅间隔了两周。在研究生考试当天，林薇发起了高烧，算数学的时候很迷糊，她拼命掐住虎口，甚至用长指甲把皮肉戳破，心里就一个声音：“就是死也要死在考场上”。
根据林薇对身边同学的观察，考研和考公双管齐下，是许多出身于双非院校且家庭条件一般的同学的常见选择；有的同学会选择同时准备留学和考研，在大三下学期完成雅思考试；也有人不愿再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苦，选择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留学申请上。
林薇在广州出生、上学，一路名校。高考失利后，她进入了一所本省的二本院校，并被调剂到管理学专业。尽管如此，她在大学期间依然在当一个“标准好学生”，保持专业第一，担任学生会部长，积极参与各类学生活动，被评为“十佳青年”。
直到大三下学期开始思考出路，林薇猛然惊醒，大学干的七七八八的“小活”其实都写不进简历里，参加的旅游展会其实是在帮着做饮料，下乡做的调研报告也谈不上工作经验。求职软件上密密麻麻的岗位说明掺杂着各种行业黑话，相比之下，考研和考公的路径显得清晰而安全。
选择考试，对于经历了21年应试教育的林薇而言，是一种惯性。
国内学者周恬恬和苗国指出，对非优势阶层家庭青年，“上岸”是生存性选择。考公、考研等是他们获取稳定生活的现实路径，也是在社会压力下寻求确定性的方式。而优势阶层家庭青年则有明确“上岸”目标和规划，其大学生涯与职业规划紧密相连，追求稳定和维持阶层地位。
在留学申请最内耗的时期，尹音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写essay。她把自己卡在飘窗和床的夹缝中间抱着电脑码字，希望通过这种物理的方式来获得一种被支撑的感觉，以对抗精神上的压力。
尹音认为“留学像是我给自己画的一个饼”。她之所以选择留学，一方面是逃避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国内考研的难度太大。但尹音对这个“排除法”得出的选择并没有太多认知与设想。她认为，选择留学只是让自己看起来“有规划”，从而让内心稍微安定一些，但实际上，她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明确的规划。
南京大学教授朱丽丽将尹音这类状态称为“交卷心态”。在应试教育下成长的年轻人，常常会把考试的逻辑衍生到人生里的各个角落，努力在社会设定的各个时间节点前，完成被认为是“正确”“有用”的事情，以此来“交上答卷”。时刻担心，自己能否在社会期望的时间框架内达到相应的成就标准。如果未能按时“交卷”，就可能面临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身的压力，焦虑我的这一生“会不会不及格”。现实人生仿佛成为“不能出错”的标准化生平，否则可能会因为无法同步而面临出局的风险。
对何粒来说，上岸意味着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何粒在香港名校学习金融专业，目前正疯狂地投简历找工作，但回应寥寥。她发现，即使是学校背景更好、实习经验更丰富的身边朋友，也没有拿到Offer。何粒意识到这场考试的难度超乎想象，仿佛她在考卷上写得满满当当，但长时间无人收卷，于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不是没有资格参加这场考试？
即使是收到面试的邀请，何粒面对的也是AI面试官，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蹦出，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臂，精准却无情。她讲述自己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但回答在空旷的网络空间里像是一场独自的呐喊。当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标准的算法，那就意味着，自己的一切，也只是是否能匹配算法、公式的数据而已，是一场验证“自己这颗螺丝钉，是不是有资格能钉入机器孔里”。
这种螺丝般的检视感，让何粒陷入到意义怀疑，花那么长的时间培养自己“成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岸之后
当看到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时，林薇感到无比畅快，好像真的做成了一件大事。
2023年，她在考研和考公中双双落败，但又坚持二战死磕考公，最终以笔试第三、面试第一的成绩逆袭上岸了本省一座三线城市的公务员。
那天，林薇久违地和男友去广州市中心的商圈逛街，吃了她最爱的金枪鱼牛油果拌饭。金枪鱼鲜嫩浓郁似玫瑰色的宝石，牛油果被切成薄片，轻盈地覆盖其上。男友也在考公，目标是本省一个二线城市的公务员。他们一起吃的这家西餐厅，在林薇考上的那座三线城市没有分店。
林薇并没有太大的落差感，毕竟这是她奋战两年的结果。任谁看能逆袭考上公务员，拿到稳定的工作都是天大的喜事，林薇的父母也特别满意。
当男友跟她聊起备考进程，畅想未来时，林薇忽然猛地惊醒，她查了一下那个二线城市与自己工作地的距离，发现高铁要4个半小时。她倒吸一口凉气。
在广州，林薇和男友一起吃了很多“漂亮饭”
此外，入职以后，林薇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忙。三线城市为经济发展忙招商，领导总想让年轻人多承担一些。林薇注意到，身边的老同事有更多的私人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和接送孩子，而自己却经常在基层和企业之间奔波，加班成了常态。
每天夜里，林薇躺在异乡出租屋的床上辗转反侧，发现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在决定考公时未曾预料到的。考公是她应试的惯性，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大家都说好，就像学生时代选择学校一样。她选择这座三线城市，是因为考试竞争较小，这与学生时代填报学校的策略并无二致。但林薇终于明白，具体化的人生，是没法靠一场考试解决问题的。
何粒小的时候很向往香港，荧幕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直插云霄，街道像是流淌着金色汁液的河流，汽车如五彩斑斓的鱼群穿梭其中。但来到香港后，她发现这些都不是自己面临的具体生活。
香港向何粒展示的一面，是早高峰拥挤的地铁车厢，每个人如同忙碌的工蜂鱼贯而入，脸上带着死气沉沉的表情。香港的空间总是比其他地方更显局促，拥挤和逼仄在私人空间中司空见惯。暑假期间，何粒去上海实习，打开租房软件时，惊讶地发现上海的房租竟然如此便宜。
何粒还记得，当初她选择进入国际高中，继而留学，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多元的选择。
初中时，她遇到了一位严苛古板的班主任，不允许女生留刘海，校裤不准卷起露出脚踝，校服外套的拉链也不能拉开。有一次，她涂防晒霜被老师看到，老师误以为她在化妆，还特意找她谈过话。
对青春期的何粒而言，留学意味着更自由和包容的彼岸；在选择发展地时，香港对她而言是更广阔的选择。然而，当她好不容易“游”到港岛，才发现这里的就业市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英才，付出了所有努力，也争取不到一场真人面试官的面试考核。
新的彼岸逼仄拥挤，既难寻自由，也缺乏包容。
来到美国留学的尹音，同样感受到名校作为彼岸的幻灭。她发现，即使拥有名校学历，也难以成为阶层跃升的敲门砖，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源。
留学期间，尹音大部分时间自己做菜，每周骑自行车到附近的超市采购。冬天寒风凛冽，自行车每转一圈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她身边的同学在生活上不会有她那种刻意省钱的想法。大多选择打车出行，也经常在外就餐。
尹音自己做的菜
一次，她跟几位朋友在中餐厅吃饭，电视上正播放《花儿与少年》第6季在秘鲁的场景。其中一位突然兴奋地说：“我们去秘鲁玩吧！”。除尹音之外，其余人马上附和：“好啊，没问题。”随后就开始查找去秘鲁的行程。那一刻尹音感到非常羡慕，“你可以随便在地图上点几个点，然后就过去了”。她想起自己之前去纽约旅行，为了省钱住汽车旅馆，仔细计算在票价相对便宜的时候购买大巴车票，甚至还需要在凌晨转车。
对于文科生尹音而言，这种真实存在的巨大鸿沟，并不能仅仅依靠一张美国院校的毕业证而改变。
在一次讨论“特权”概念的课堂上，尹音的一位白人中产女同学在发言时，讲到路边流浪汉的悲惨生活，不禁大哭起来。她表示对流浪汉充满同情，并且为自己所享受的优质生活而感到愧疚和惶恐。
那一刻，尹音却有一种悬浮且荒唐之感。在她看来，这位女同学天真而无知，“她那表现就好像是第一次知晓美国社会的运行模式一样。”
尹音知道自己难以触及更高阶层的彼岸，但她清晰地认识到，即便站在高处的人们也难逃自身的局限与束缚。
父母的岸，还能再成为我的岸吗
尹音的爸爸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在当时的学习过程中，他们所用的教材、案例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尹音爸爸对一本美国出版的教材一直印象深刻，他认为这本教材简单易懂、内容详细且重点明晰，“好像知识无缝衔接的进入了他的脑子”。
受到父辈的影响，在申请季时尹音也把目光重点投向了美国的院校。她想感受一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也想在国际的流动中寻找更多机遇。
尹音的父母在北京求学，回到家乡河南工作，进而又流动到广东。每一次迁徙，都把握住了新的机遇。这些年，他们在洛阳、南阳、广东地区都积累了房产。
尹音在美国看到的夕阳
因此父母也鼓励尹音走出去寻找新的机会，支持她在美国当地找工作，探寻在那里留下来的可能性。
林薇的爸爸是当地的公务员，妈妈起初是打零工的。在林薇19岁时，她的弟弟出生，此后妈妈便成为了家庭主妇。
从小到大，家里有过几次很艰难的阶段。林薇初中时，家里还在供城中村的房子，但为了让她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送她去私立学校就读，每年学费3万。在林薇19岁那年，弟弟出生，这又是一笔巨大开销，妈妈因忙于家务而辞去工作，家中的经济来源仅剩下爸爸。这些年来，父母总是感慨，幸亏爸爸是公务员，有持续稳定的收入，家庭才得以支撑下去。
二战考公时，林薇的笔试成绩排在第三，在这种三进一的局面下，上岸机会极为渺茫。但父母一下子拿出一万多块钱给她报了面试冲刺班，集训10天，一晃而过，林薇觉得这笔“巨款”也就听个响。
在备考阶段，林薇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朋友，特意返回广州看望她，二人约好在外吃顿饭。可就在林薇准备出门那天，爸爸却突然阻拦，不让她出门，还责备她在备考期间不知全力以赴、努力不够。林薇急得都哭了，最后只好向朋友道歉，留在了家里。她觉得，与其花费时间闹这一场，饭都该吃完了，而且约这一顿饭并不会对她的备考进程产生影响。只是在父母心中，“吃苦”“耐劳”“闭关”“心无旁骛”是一种惯性思维，他们认为只有在态度上做到位，成功才会降临。
幸好林薇最后考上了，她感到家人也长舒一口气，仿佛她这辈子都有了着落。她逐渐意识到，“稳定”是父母生存的惯习，他们企图将追求“稳定”的意志，像基因一样遗传给她。
学者周恬恬和苗国指出，中国青年的人生规划和重要事件的选择并非完全由自身能力决定，或自由选择的。它受到结构的限制，同时还镶嵌、渗染着父辈的“烙印”。尹音、林薇等人对于“岸”的选择，都像是对父辈价值观的一种承袭。
同时，生于60到80年代的父辈们通过自身的奋斗拼搏，在社会中站稳脚跟。他们秉持着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人生需要通过不断努力、奋斗来实现物质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期望子女能够延续家族的荣耀，继续在社会中向上流动。
因此，父母们对于子女奋力抵达的彼岸，或多或少都有自身的期待。尹音的父母鼓励她在跨国学习和工作中获得机遇，林薇的家人期待她能在公务员体系中稳定晋升，何粒妈妈在她小学和初中时期对成绩区间有所要求，在何粒没考好的时候，妈妈态度就会比较冷淡。她还记得一次期末考后她跟妈妈去逛街，全程妈妈没对她讲一句话，这让她非常伤心。
尹音是一名不婚不育主义者，对于她主动放弃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人生之岸”，家中许多人一直都不太认同。
近一两年，她也察觉到父辈们呈现出衰老的迹象。当姥姥生病时，全家十几口人都会齐聚在姥姥身边照料她，从物质和人力等方面为她提供支持。尹音意识到，若要维持阶层的稳固甚至实现阶层向上提升，人丁兴旺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这是她难以做出让步的部分。尹音发现，“岸”从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摇篮，它是安全、稳定的，好似可以将生命稳稳地托住。不过，只要把摇篮上面的开口遮盖住，摇篮其实也能变成囚笼。
何粒发现，曾经与自己同一战壕的父母，在求职阶段似乎难以理解她了。曾经，父母一直是与何粒并肩作战的“战友”，支持她读国际高中，赴港留学，为她负担教育、实习和生活的费用。但如今，父母对她最大的期待是她能回到家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并承诺会给予帮助。
看着何粒如此辛苦地兼顾上课、实习和秋招，妈妈曾对她说，只要能把毕业证拿到手就好，然后回到家乡工作，别让自己那么劳累。父母似乎很难理解何粒对留在香港金融业工作的那种追求渴望，以及如果选择回家会有的不甘：当初费尽心思进入名校和大城市的真正意义何在？
当前的大环境就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往往很多人一起竞争，只能有一人胜出。然而，何粒发现那些比她厉害很多的人，往往也没能获得那个岗位，安慰自己说我没得到也是正常的。“在这场竞争游戏中，我们所有人都全力以赴了，但最终大家都没能得到更适合自己的东西。”
在来香港留学之前，何粒心中最为向往的是中环，是那些繁华无比的CBD。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最喜欢的时刻却是与朋友一同来到海边。眼前的海水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波光粼粼，如同无数颗宝石镶嵌在水面上。远处，几只海鸥悠闲地飞翔，偶尔发出欢快的叫声。
那些时候，何粒和朋友们会关掉手机，静谧地享受这片刻的闲适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