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出身于前清蒙古贵族家庭，与毛主席同龄。当初，毛主席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理员时，梁漱溟已是北大的哲学教师，二人通过杨昌济的介绍相识。
二十年后，梁漱溟访问延安，在16天内与毛主席进行了8次谈话，其中有两次甚至通宵达旦。后来，梁漱溟向旁人形容他们谈话的情形时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再三邀请下来到北京，担任了政协委员。在外人眼里，毛主席对梁漱溟无疑是相当重视的，他们二人显然是朋友关系。
然而，谁也没有料想到，三年后的1953年，梁漱溟却在一个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因政治意见不合与毛主席发生争执，甚至当众要求毛主席进行“自我批评”，结果被在场的群众赶下台去。
后来，这件事被写进了《毛泽东选集》，梁漱溟也因此成了“反面典型”。三十年后，九旬高龄的梁漱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常因自己当初的咄咄逼人感到自责，认为自己不应该这样冒犯毛主席。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件事情，还得从1953年9月8日的政协会议说起。
当天的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内容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报告主要阐述了国家要集中力量搞工业化，以工业带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详细介绍了“一五计划”的任务和目标。
然而，在周总理做完报告后的第三天，梁漱溟在小组讨论会议上发言说，过去共产党革命成功是依靠农民，现在进了城，工作的重心也转到了城市，开始搞工业化，农民的生活就无人问津了。
梁漱溟当时说：
生活之差，工人如九天，农民如九地。农民往城里跑，却不被允许。人才财力都集中在都市，虽不说遗弃，不说脱节，但多少有些问题。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
当初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虐，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现在这种形势已不复存在。
梁漱溟说这些话的时候，毛主席并不在场。但是第二天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
梁漱溟觉得自己替农民叫苦是事实，但并不是要反对总路线，所以他非要找毛主席说个明白。起先，他写信想把事情说清楚，但信中的内容与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意思相近，并未能真正说明白。
由于梁漱溟在文化圈的影响力很大，所以他的那番“九天九地”的发言给总路线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到了1953年9月17日，上面就开始批评梁漱溟，说他“一贯反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想把梁漱溟打成“反革命”，但是毛主席并未同意，他说：梁漱溟只是“反动”，但不是“反革命”。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我们先留一个悬念，稍后再解释。接下来，我们谈谈梁漱溟的反应。
当时，梁漱溟察觉到政协内部对他的批判氛围，便感到焦急。他希望能够再次与毛主席交谈，澄清自己“不反总路线”的立场。然而，他错误地选择了在1953年9月18日的大会上提出此事。
那天，参加会议的人数比平时多了一倍。梁漱溟不顾毛主席的发言内容，也不考虑自己原本要表达的观点，一心要揪住毛主席，逼他承认“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梁漱溟甚至说，如果毛主席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没有容人的雅量。梁漱溟咄咄逼人地说：“你共产党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今天就来试一试，你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毛主席回应道：“对你这个人，不是自我批评，就得批评！”至此，两人的对话几乎完全破裂，无法继续下去，台下的群众纷纷高呼让梁漱溟“滚下来”！
随后，大会开始投票决定梁漱溟是否继续发言，全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举手同意其继续发言，于是梁漱溟被赶下了台。
这件事情过后，尽管毛主席认为梁漱溟的思想“反动”，但是他仍然表示，在选举下一届政协委员的时候，会投梁漱溟一票。
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的这些话是替农民发声，这本来是出于一片好意，但是为什么毛主席会说他思想“反动”呢？
原来，毛主席对梁漱溟这位老儒生非常了解，他认为梁漱溟说那些“九天九地”的话，表面上指责共产党忘了农民，实际上就是在反对国家工业化的总路线。
只不过，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乡约社会”的理想，最终还是为了造福国家和人民。因此，他虽然“反动”，但是并不是“反革命”。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位老儒生前半生的经历。梁漱溟于1893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破落的蒙古贵族家庭。他七岁上学，从小就接受了中、英双语教育。
在中学时期，梁漱溟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能力。中学毕业后，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接触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书籍，逐渐对当时的政府产生不满，并痛恨私有制。
有一次，梁漱溟路过南京，看到商贾云集、有钱人醉生梦死、穷人沿街乞讨的画面，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由于无处诉说，他选择了自杀，但是最终被室友救下。
此后，梁漱溟开始研究佛学，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北大的蔡元培校长欣赏他的才华，邀请他去学校教授印度哲学课。然而，他在学校期间却转而研究了儒学，从佛教转向了儒教。
梁漱溟有志于救国，希望改造中国的社会。所以他曾经在河南、山东等地，借助一些地方军阀的帮助，推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梁漱溟理想中的中国社会里，农民是主体，以“乡约”的形式存在。他试图用中国乡村的伦理、亲情为纽带进行治理。然而，他的实验最终因为战争而中断。
一九三八年，梁漱溟访问延安时，虽然与毛主席进行了多次交谈，但是结果并非如他所说双方都很满意。事实上，由于见解不同，他们反复发生争执，只不过这种争执并没影响到彼此的和气。
梁漱溟作为一位旧派儒家学者，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他信奉的那一套思想诞生于农业社会，因此他不可能同意农业让位于工业，让国家优先、着重发展工业。
毛主席之所以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正是因为早在1938年他访问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他的思想立场。
至于梁漱溟提到的农民与工人待遇不同的问题，毛主席并非不知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发展工业，确实无法兼顾所有人的利益。
总路线提出的策略是，国家先搞工业化，再用工业带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有了工业，能够生产出化肥和拖拉机等等，这将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梁漱溟在事发前一直是毛主席的座上宾，他对于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明白，所有政协的会员也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却偏偏要唱反调，这背后的动机就在于他仍然坚持着“乡约”那一套理念。
但是梁漱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在政协大会上说出“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样容易引发误解的话。这样的言论很容易故意挑起工农对立，让农民对政府产生不满。
因此在1953年9月17日的大会上，毛主席批评梁漱溟是“伪君子，以笔杀人”，并主导了这次批判的方向。
梁漱溟与毛主席之间的政见不合，其实并非始于一九五三年，其根源可追溯至一九三八年的长谈之中，两人在思想上进行了多次交锋。
梁漱溟秉持着西方工业化会扼杀农业的观点，坚决反对中国走工业化道路；而毛主席则认为梁漱溟的思想属于“改良主义”，在中国难以行得通。
彼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尚不亲密，因此在交流时都有所保留。然而，到了五十年代，梁漱溟应毛主席之邀北上后，两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但是遗憾的是，梁漱溟在此时忽略了毛主席不仅是他的朋友，更是国家的领袖。他在大会上过于强势地公开逼问毛主席，指责其缺乏容人之雅量，并要求对方进行“自我批评”。
这种不合时宜且过于强硬的态度，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误会”。梁漱溟为自己当初的态度多次表现出后悔与自责。在步入晚年后，每当提及这段往事时，他都会意味深长地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对，讲话没有注意场合，给他（指毛泽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我更不应该伤害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过错。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吻合，正如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可以理解，无需过于介怀。如今他已离世，我深感寂寞与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