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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与西域的交往，始于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张骞之前，汉朝对西域已有一定的了解。张骞出使西域，首次与大宛等国接触，便发现了西域对汉朝财物的重视和期盼。因此，汉朝确立了以“赂遗”厚接西域诸国的方针，通过馈赠财物的方式与西域建立联系。

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都以厚赐招纳他国，以共同抵御匈奴。他凭借财物的优势，赢得了西域诸国的尊重和信任，开启了与汉朝的正式交往。此后，汉朝的使者频繁出现在西域，他们带着汉朝的富厚形象，向西域展示汉朝的财物。同时，西域的使者也不断来到汉朝，向汉地朝拜。

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样的财物交流过程中被打开的。汉代丝绸之路，主要指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往来人员众多，包括朝廷贵人使者、屯戍将军吏士、贩运逐利商贾、西域朝觐献客等。其中，具有自发性且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商贾，他们通过交易获取利润，促进了汉朝与西域的经贸往来。

在西域诸国中，大宛、乌孙、莎车等国虽距汉地遥远，但仍有使者自发前往汉地奉献。他们所带来的奉献物以畜类为主，如骆驼、马、驴等，价格不低。这些奉献物的到达地点通常是京师长安。献物者的身份有使者、副使、贵人等，很多记录都加上“自来”的限定语，表明这是自发的奉献行为。

汉朝对西域奉献的管理十分细致，无论使者向东到达汉地，还是献罢返回往西而去，都有汉朝吏员相随。这种管理方式体现了汉朝对西域的重视和友好态度。同时，汉朝展示出的富厚形象也吸引了西域诸国，他们乐于与汉朝交往，希望通过贡献物品获取汉朝的财物。

以康居国为例，其王派使者向汉朝奉献橐佗等物品。在记录中详细描述了使者的奉献过程和所献物品的质量评价。虽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会和纠纷，但最终都得到了妥善解决。这表明了西域诸国对汉朝财物的重视以及与汉朝交往的愿望。

综上所述，汉代与西域的贡赐贸易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一方面，汉朝通过馈赠财物的方式与西域建立联系；另一方面，西域诸国也乐于与汉朝交往，他们通过贡献物品获取汉朝的财物。这种交往方式不仅促进了汉朝与西域的经贸往来而且也加强了双方之间的友谊和互信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汉代丝绸之路的推动下东西方文化也在交流融合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唐朝最终走向了衰亡但其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尤其是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智慧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让历史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原王朝通过贡赐贸易等方式与边疆民族开展经贸交流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强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珍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

谈及古代贡赐贸易的重要史料之一，那便是关于“康居王使者册”的简册记录。这份文献详细描述了汉代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互动，尤其是对于康居王使者贡献物品的细致记录，其中涉及了诸多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首先，从汉朝的角度来看，贡赐贸易不仅是经济交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象征。汉朝通过赏赐财物和接纳远方贡献的方式，不仅展现了其大国的威仪，更彰显了儒家文化中“来远人”的王道思想。汉武帝独尊儒术，将“致远纳贡”视为理想的政治统治方式。在元封元年（前110年）的封禅仪式后，汉武帝便开始接受远方奇珍异物，这正体现了儒家的这一思想。

在“康居王使者册”中，我们看到了西域使者对奉献物的斤斤计较。他们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而汉朝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汉成帝时期的康居遣子入侍并献物，西域都护郭钦便指出，汉朝对此种行为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不仅是西域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更是他们归顺于汉朝的政治表现。

在政治方面，贡赐贸易是边疆民族归顺于汉朝的重要体现。张骞初次出使西域时，发现西域国家“贵汉财物”，此后汉朝便以财物吸引西域国家，目的就是为了让西域国家朝拜于汉，彰显汉朝的威德。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交换，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归顺和认同。

同时，从经济角度来看，贡赐贸易促进了汉与西域的物种交流。汉朝聚集了各地的奇珍异物，其中包括名马、骆驼等重要物种。这些物种不仅在汉地受到重视，也在西域有着重要的地位。

例如，马匹是西域向汉朝奉献的主要物品，而康居王使者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甚至会将不同品种的名马上呈。又如骆驼，在汉代以前并非中原常用的畜类，但汉代西域使者向汉地奉献的骆驼却成为了最重要的献物之一。

简牍文书也反映出，西域国家到汉地奉献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汉朝的赐钱。汉朝对于西域的奉献十分重视，从西域客人进入敦煌郡开始，汉朝沿途的传置机构便要为他们提供饮食住宿。所献物品的价格由汉朝派吏员估定，并赐予钱财。如果西域进贡者对接待及估价不满，他们还有权利向朝廷上诉，朝廷会移文调查。这充分体现了汉朝对于贡赐贸易的重视和规范化管理。

在具体的历史记载中，如罽宾遣使奉献的情况，杜钦便指出，这些奉献者大多是行贾的贱民，他们以奉献为名，实则为了通货市买。这也揭示了西域国家通过贡献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这种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是西域国家与汉朝进行贡赐贸易的重要动力之一。

此外，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历史中，贡赐贸易成为了汉朝与西域物种传播交流的重要方式。例如安息国向汉朝献师子、符拔等异域物品，这些都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通过贡赐贸易，汉与西域之间的物种交流得以实现，也进一步促进了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

简而言之，“康居王使者册”所记录的不仅仅是西域使者对奉献物的斤斤计较，更是反映了汉代贡赐贸易的多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它既体现了政治上的归顺与认同，也促进了经济上的物种交流和人员流动。对于汉代而言，与西域的贡赐贸易是汉代丝绸之路繁荣畅通的重要保障。它不仅展现了汉朝的大国威仪和文化影响力，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综上所述，“康居王使者册”及其所反映的汉代贡赐贸易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线索，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和文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