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在海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他下了一句评语：“真的有点肉麻”，“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身在海外的胡适，虽然一向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古典文学的热爱闻名，却对中国大陆的许多现象颇有微词。
在胡适的眼中，毛泽东出身农家，且未经系统的传统教育和现代化的留学洗礼，自然难入他的法眼。而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更是胡适评判的重点。
胡适曾私下评价过毛泽东的领导能力，认为其在革命中的作为是“可怕的才干”，但他也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没有正统学术背景的人，难以在文学领域有真正的成就。
因此，当胡适听闻毛泽东的诗词在中国大陆被推崇备至，甚至被誉为“文人之首”的时候，他一面心生疑虑，一面也感到好奇。
胡适所在的学术圈，偶有朋友提及毛泽东的诗作。一位从大陆辗转逃亡的旧相识对胡适说：“毛主席的诗词在国内已经成为文人圈子里的标杆，你要不要看看？”
胡适只是淡淡一笑，没有正面回应。心中却暗自较劲：毛泽东的诗能好到什么程度？随后，他便开始托人打听毛泽东诗集的消息。
在1950年代的海外，想获取一份毛泽东的诗词集并不容易。胡适不得不通过香港的一些熟人辗转寻找。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人告诉他，一本毛泽东的诗词集已经在台湾出版，但内容并不全面。胡适当即让朋友以高价购得一本，这才得以一窥究竟。
诗集送到的那天，胡适特意挑了一个下午，沏上一壶茶，坐在书房里慢慢翻阅。他一边读，一边抽着烟，脸上的神色从最初的轻蔑渐渐转为疑惑。
那些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的句子让他感到意外，但也让他疑虑丛生。
“真的有点肉麻。”胡适喃喃道。他翻到《蝶恋花·答李淑一》，读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不理解为何大陆文人会将这样的句子奉为经典，甚至批评道：“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
胡适将诗集放到一边，心中仍旧不屑：毛泽东的诗词再有气势，也不过是流俗之作。他断定，这种作品能够流行，更多是因为政治权力的加持，而非文学本身的力量。
几天后，胡适将这本诗集带到一个朋友的聚会上。他在那里遇到了几位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的同乡学者。
他将自己的读后感告诉大家，甚至不无讽刺地模仿了几句诗中的用词，惹得现场一片笑声。
然而，一位学者听后却显得不太对劲。他仔细翻阅了胡适带来的这本诗集后说道：“胡先生，这似乎不是正本啊。
这些诗句中的很多地方，与我之前读过的毛泽东诗词不一致，可能是伪作。”
胡适闻言大吃一惊。他一向以考据严谨著称，没想到自己手中的这本诗集竟然有可能是盗版。
他追问学者原因，对方解释说：“这些句子的用词与毛泽东一贯的风格略有差异，尤其是一些语法和格律上的纰漏，不太像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回到家后，胡适心情复杂地再度翻阅诗集，心里暗自思忖：自己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是否过于草率？如果这确实是盗版，那岂不是冤枉了对方？他感到一丝不安，又带着些许不甘。
尽管如此，胡适并未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依旧认为，毛泽东的文学造诣很可能被大陆的政治环境放大了。
但从此以后，他对毛泽东的诗词持更加谨慎的态度，避免贸然发表过于主观的评论。
此事在胡适的圈子里传开后，有人打趣地说：“胡适先生，这可是你的一次‘草率的学术评判’啊。”
胡适听后莞尔一笑，并不多辩。后来，他写了一篇短文谈及自己对毛泽东诗词的感想，却对盗版事件只字未提。
他小心翼翼地表示，毛泽东的诗词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更多时候，“它的影响力来源于作者的非凡身份，而非单纯的艺术成就”。
胡适的这一评价，被一些同行学者视为含蓄的承认，也被一些支持者认为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