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孙元良在兵团部大摆宴席，邀请师以上将领参加。见应者寥寥，孙元良杀心大起，准备将策划起义的董宋珩等人捕杀。 董宋珩和川军元老孙震既是同乡，也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两人交情匪浅。孙震当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时，董宋珩是副师长、副军长、副总司令，长期充当副手的角色。 孙震对部队控制权看的很重，看似很信任董宋珩，但还是留了后手，始终不愿让他单独指挥一个军。 抗战胜利后，孙震的改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董宋珩为副司令官。之后，在孙震升任郑州指挥所主任时，他的基本部队41军、47军改编为整编师，并合编为整编47军。按理说，这个军长由董宋珩担任是顺理成章的，但孙震却向老蒋推荐，由他的侄子、黄埔一期的孙元良担任军长。 孙元良在淞沪会战中，是和宋希濂、王敬久齐名的“三大德械师长”，三人在火线，被老蒋又同时提拔为军长。不过好景不长，孙元良因在南京保卫战后期临阵逃脱，失踪几个月，遭到老蒋弃用。在宋希濂、王敬久先后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几年后，孙元良还是个军长。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因贪财好色，告他的状子满天飞。就在不少人以为孙元良将被撤职时，他却因孙震的关系，调升成了整编47军军长。 孙震任人唯亲的做法，让董宋珩大感心寒，不久后便请病假去了四川老家闲住。1948年，整编47军改编为十六兵团，两个整编师恢复原番号，孙元良任司令官，从陆军大学毕业的曾甦元任副司令官。 孙元良对曾甦元很是排斥，因为曾甦元跟随孙震多年，曾当过41军军长，在十六兵团的影响力不小。 为了打压曾甦元，孙元良不择手段。每次兵团部召开会议时，孙元良故意让副官拖延，最后一个通知曾甦元，使曾甦元时常迟到，很是难堪。 有一次，曾甦元因事未来参会，孙元良当众大骂说：“曾甦元这样的人，如何能当兵团副司令，南京也真是的，什么人都往来派。” 不堪其辱的曾甦元，在淮海战役前夕，告假回了广汉老家。这对曾甦元而言，却是因祸得福，因为一个多月后，十六兵团就在陈官庄覆灭了。 鉴于孙震手头还有点兵力，老蒋另行设立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以孙震为主任，所辖部队主力为十六兵团。 重建的十六兵团，主要军官都是川军出身，他们大都对孙元良这个败军之将不服气。为了调和矛盾，孙震不得不推荐资望高的董宋珩为绥署副主任，曾甦元重任十六兵团副司令官。 董宋珩、曾甦元重新出山，让十六兵团官兵士气为之一震，两人的影响力也逐渐超过了孙元良。 12月初，董宋珩以言语暗示孙震，希望他率部起义。孙震起初犹豫不决，后乘坐杨森包租的飞机，带着家人逃去了台湾。 孙震走后由董宋珩代理绥署事务，和掌握兵权的孙元良矛盾激化。此时，除孙元良等个别人外，绥署及十六兵团的主要人员，都倾向于起义。董宋珩和曾甦元及张宣武、严翊等军师长密商后，以绥署名义下令各部队向什邡转移。 孙元良见势不妙，12月18日在广汉的兵团部设宴，邀请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结果应者寥寥。孙元良见部队长都不听他的，带着亲信部队二千多人，分乘卡车气势汹汹的杀向什邡。 到什邡城外后，孙元良派人让董宋珩、曾甦元等人前来会面，准备趁机将他们捕杀。孙元良这种拙劣的手段，被董宋珩、曾甦元一眼识破，曾甦元写了封亲笔信派人交给孙元良。信中大意是，十六兵团已决定起义，孙元良参不参加并不强求，但如果横加干涉，休怪不讲情面。 与此同时，41军、47军也已做好战斗准备，孙元良自知不是对手，率部撤回成都，之后辗转逃去了台湾。 孙元良走后的第三天，由董宋珩、曾甦元领衔，川鄂边绥署、十六兵团在什邡通电起义。 董宋珩在起义后，为了尽快融入人民军队，向贺龙司令员请假去戒掉大烟瘾。 贺龙说：“戒大烟是很痛苦的，你都六十岁了，身体恐怕吃不消。像你这种情况，也没有强制的要求。” 董宋珩说：“以前在旧军队无所谓，但在人民军队，要还是吸大烟，那可真是说不过去。” 董宋珩去成都的一家医院戒烟后，十六兵团的125师师长裴元俊发动叛乱，将派来的解放军代表杀害后，准备拉着队伍去西康和胡宗南残部会合，但很快就被包围。 解放军首长考虑到叛乱官兵大都受裴元俊等为首者欺骗，下令围而不打，将董宋珩从成都接来。 裴元俊在叛乱时，欺骗官兵说董宋珩已被秘密杀掉，当官兵们见到董宋珩毫发无损，纷纷主动放下武器。成了光杆司令的裴元俊，也只得缴械投降。 十六兵团改编结束后，大部调往江苏，之后并入了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董宋珩戒烟成功后，身体一直不大舒服，主动申请离开部队，在南京休养，在1954年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