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孙殿英在与四马联军激战数月后，遭到惨败，七万大军折损大半，在撤逃时被四马的骑兵穷追不舍。为了彻底解决孙殿英，蒋介石密令阎锡山派晋军到黄河边堵截，务必全歼孙军。 在四个月前，孙殿英率七万大军驻扎在绥西时，阎锡山是甚为忌惮的，担心孙殿英若不西进宁夏、青海，攻打“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而是图谋占据绥远，那就不好办了。因此，当时的阎锡山，时刻寻机除掉孙殿英。 可在孙殿英被“四马”击败后，阎锡山却另有打算，不仅没有出兵截击孙军，反而派晋军骑兵司令赵承绶接应被“四马”骑兵追击的孙军。 “四马”的骑兵眼看就要追上孙殿英及其残部，却遭到晋军阻拦，在晋军骑兵掩护下，孙殿英的残部顺利渡过黄河。 眼看就要将孙殿英彻底消灭，却被晋军横插一杠子，“四马”实力不如阎锡山，也不敢和晋军对抗，只能向南京的蒋介石、北平的张学良告状。 蒋介石、张学良清楚若无阎锡山指使，赵承绶不可能去接应孙殿英，为了敷衍“四马”，去电责问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傅作义回复说他并不知道此事，蒋、张也不再追问，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孙殿英残部渡过黄河后，在磴口三盛公滞留下来，因为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的部队挡住了去路。孙殿英补给断绝，还要依靠阎锡山接济，只得忍气吞声留驻下来。 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三人商议后，认为孙殿英虽实力大损，但仍有二万多的部队，这些人大都是土匪武装，亡命之徒很多，若强行缴械，一旦散逃到各地重新为匪就难办了，强攻不如智取。 傅作义从绥远省府，给孙军调拨了一批粮食，解了孙殿英燃眉之急，也让他消除了戒心。过了一段时间，赵承绶给孙殿英打电话说：“傅宜生现在在五原，你和我一块去，大家开个会。” 孙殿英问：“会上谈什么？” 赵承绶说：“你的两万多人，总得有个就食的地盘吧，这次会议就是专门讨论此事的。” 孙殿英听后非常高兴，说：“赵老弟，我这就去五原，还请你多美言几句，让兄弟我能有个好的去处。” 到了五原后，见赵承绶的态度并不热情，孙殿英感到不对劲，但已然来不及了，只得硬着头皮去见傅作义。 傅作义对匪军出身的孙殿英一直没有好感，见面后也没有客套话，直接宣读了阎锡山的电报，电文大意是，南京本来委任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但他却试图占据宁夏，已然惹怒了蒋介石，为了善后，孙殿英应去太原，和阎锡山当面商议。 孙殿英听后，郁闷的说：“容我考虑一下，再去太原。” 傅作义说：“阎先生在太原等你，汽车已经备好，马上就可以走了。” 就这样，孙殿英到五原，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就被傅作义派副官“送”上汽车，前后共三辆汽车，孙殿英的车居中，三辆车都坐着二到三个荷枪实弹的卫兵，车到包头车站后，一个军官带着一队士兵早已等候，随即又将孙殿英“护送”上火车，前往太原。 孙殿英被解往太原后，阎锡山指使傅作义，断了对孙军的补给。孙军被困在磴口三盛公，前有晋军，后有虎视眈眈的“四马”部队，陷入了绝境。 缺粮的孙军官兵，很快将骡马宰杀一空，尸骨堆积如山。孙军主要将领刘月亭、卢丰年，派出代表联系晋军，表示愿意接受改编。 阎锡山的态度很强硬，提出要改编可以，官兵全部缴械，否则免谈。刘月亭、卢丰年考虑后，又提出，留六千人的部队保留武器，编为两个旅，由他们分任旅长，其余一万多人向晋军缴械。 阎锡山回电拒绝，措辞严厉的说若要接受改编，必须全部缴械，留一支枪、一颗子弹，都不允许。 眼见粮食告绝，骡马吃光，刘月亭、卢丰年只得妥协，带着二万多部队向晋军缴械。阎锡山担心孙军趁机突围，设了三道关卡让孙军依次通过。过第一道关卡时，孙军官兵将机枪等重武器及弹药全部留下；第二道关卡时，将步枪留下；第三道关卡时，将手枪等留下。 三道关卡过后，包括刘月亭、卢丰年在内，所有孙军官兵都没有武器和弹药。“四马拒孙”之战，“四马”部队折损不少，孙殿英成了光杆司令，坐观成败的阎锡山倒成了最大的赢家。 阎锡山将收编的二万多人，补充到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的部队，三人的部队经过这次补充，都达到了满编状态。 孙殿英到太原后，本打算找阎锡山交涉，但阎锡山压根就不见他，派人将他安置到太原城外几十里的晋祠镇。 阎锡山本打算除掉孙殿英，但恐遭人非议，考虑后改为软禁，不许孙殿英离开晋祠。孙殿英行走江湖多年，向来是他算计别人，不曾想却着了阎锡山的道，大为愤慨。 1935年，原西北军将领庞炳勋路过太原时，到晋祠看望已遭软禁一年的孙殿英，孙殿英愤怒的说：“我率七万大军西进，本以为会有一番作为，不想不败后却被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这三个小子给算计了。” 庞炳勋说：“他们三个还不是奉阎老西的指令，这种亏西北军又不是没有吃过。” 孙殿英听后，满脸愁容的说：“我怕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到了1936年，阎锡山见孙殿英已无威胁，便下令将其释放。孙殿英唯恐阎锡山变卦连夜逃离，去北平投奔宋哲元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