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土木系”的郭忏、彭善被撤职，何应钦不满陈诚未受处理，大骂说：“叫陈诚去驾船，他把船员丢了，把船沉了，处分了将领，难道他就没有一点责任？” 6月初，日军逼进宜昌，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郭忏大惊失色，因为两个主力军，被调往襄樊战场了。郭忏向军委会、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第六战区长官陈诚分别求援。 蒋介石指令，让郑洞国的新十一军（后改番为第八军）、彭善的十八军增援宜昌。新十一军的主力荣誉一师，急行军赶到宜都时，尚来不及喘息，就和日军大部队遭遇，一番激战后，荣一师退守宜昌以东的门户土门垭。 土门垭并无工事，荣一师在日军围攻下，伤亡惨重，师长舒适存率部突围。日军攻占土门垭后，继续进攻，于6月12日占领了宜昌。 这时，十八军的两个师相继抵达，在宜昌和日军展开拉锯战。6月17日，十八军攻入宜昌，日军撤离，但到了下午，在日军的反扑下，宜昌再次失守。 宜昌位置重要，被老蒋视为江防门户，暴怒的他召开军事检讨，要追究失守战败之责。荣誉一师在土门垭战败，导致宜昌门户大开，师长舒适存被撤职查办，判刑五年。十八军军长彭善，作战不利，被撤职。 舒适存在郑洞国的奔走下，以“带罪服役”的身份，在新十一军行使参谋长职权（军委会未任命）。后来郑洞国去印度组建新一军时，将舒适存一并要走，让他正式担任新一军参谋长。 彭善是“土木系”骨干，当过十一师师长，是十八军继陈诚、罗卓英、黄维之后的第四任军长，他被撤职后，十八军官兵纷纷鸣不平。彭善后来虽然复起，但却淡出了陈诚的视线，未再获重用。 连增援宜昌的舒适存、彭善都被处理了，郭忏这个江防总司令自然是难逃追责。老蒋在检讨会上痛骂郭忏，郭忏低头听骂，并不解释。会后，虽经陈诚极力求情，老蒋还是下令将郭忏押送去重庆接受军法审判。 公允的讲，宜昌失守，郭忏不能说没有责任，但也确实有苦衷。郭忏是陈诚的亲信不假，但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归第五战区节制。 本来，江防力量尚算充足，部署了四个军，兵力有八万余人，但在枣宜会战打响后，李宗仁见江防部队当面没有敌情，便让郭忏抽调两个主力军支援前线。郭忏去电说明江防要地的重要性，但在连番催促下，不得不让周碞的第75军、李及兰的第94军渡过汉水，在襄樊以北，新野一线集结。 两个军调走后，日军两个师团突然调头，轻易撕破了江防防线，进而宜昌沦陷。 但此事，李宗仁也有难处，因为老蒋在枣宜会战中，插手指挥，经常给前线将领发去和第五战区长官部相左的命令，搞得将领们无所适从。5月中旬，老蒋又一连给李宗仁发去数封急电，让集中兵力和日军决战，手头兵力已近调光的李宗仁，若要再增兵襄樊战场，只能从江防部队调兵了。 正因如此，郭忏在会上一言不发，在被抓押去重庆时，也不进行申辩。 军政部长何应钦，力主将郭忏“正法以肃军纪”，并指使人员，到处散布陈诚“三昌将军”的称呼，“三昌”指的是武昌、南昌、宜昌这三座先后沦陷城市，都曾是陈诚的防区，这个称呼可谓是充满羞辱。 郭忏被押走后，陈诚心中不安，叫来樊崧甫（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问计，樊崧甫说：“此役实乃委员长遥控，李长官和你在前线分头指挥，以致兵败。不过，你和李长官都不会有事，只可惜 悔吾（郭忏的字）兄，恐怕是要当替罪羔羊了。” 陈诚一面给军法总监何成浚发去电报，让他务必关照郭忏，一面派樊崧甫去重庆斡旋。 老蒋让何应钦、何成浚、陈调元（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充当郭忏的会审官，何应钦力主将郭忏枪决，但何成浚、陈调元都认为郭忏罪不至死。 三人意见难以统一，便上报老蒋，老蒋批示“严审重判”。何应钦以老蒋的批示为由，再次提出枪决郭忏，何成浚反对说：“重判又不是只有死刑，如何量刑，尚需商榷。” 樊崧甫到重庆见到郭忏，了解情况后，给他出主意：“宜昌丢失之责任，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必须全部承担。只有这样，委员长才会心生恻隐，陈长官也会极力保全你。” 郭忏听后，马上提笔写了一封认罪书，委托何成浚交给老蒋。老蒋见郭忏一人承担宜昌丢失之责，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叫来何成浚让他相机处理。 一个多月后，何成浚见风头已过，便去找郭忏说：“判处你七年徒刑，已上报委员长。后面的事情，你无须担心，舒适存判了五年，不照样给郑洞国当参谋长。” 又关了几个月后，郭忏被放了出来，这时六战区参谋长施北衡调任75军军长，陈诚便让郭忏代理参谋长职权。由于有“七年徒刑”在身，郭忏以少校标准支付薪水，参谋长也未得军委会任命，同僚们戏称他为“少校参谋长郭长官”。 在陈诚的关照下，两年后郭忏“服刑结束”，正式就任六战区中将参谋长，一年后又升任战区副长官。 郭忏和陈诚既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浙江老乡，陈诚对他本就信任，在宜昌沦陷后，老蒋追责的这场风波中，郭忏的表现让陈诚很是满意，此后对他更为信任。抗战胜利后，郭忏就任联勤总司令，成为“土木系”的主要骨干。(图片：郭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