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3日，在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偷偷地撇开了他的部属逃走，当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打电话给他，想报告从成都发动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时，已经联系不到了。 胡宗南是23日上午10时，从成都北门外凤凰山机场飞逃的。同机的只有罗列、沈策、周士冕等几个亲信。原本准备直飞西昌的，后来因为气候不佳，于是改在海南岛三亚机场降落。 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省，因为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曾经下令四处去找。到了最后，才得知了胡宗南擅自逃到三亚的消息。这让蒋极为生气，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去“查办”胡宗南，当时胡宗南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而长官则是顾祝同，所以顾在蒋面前说了不少好话，并建议应该让胡宗南立刻飞往西昌，戴罪立功。胡宗南也不敢去见蒋，而只派参谋长罗列飞台报告一切，经过罗列的一番粉饰，蒋也就不再追究胡宗南的罪责了。 撤逃西昌的计划，胡宗南在成都时就定好了，当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在南面已攻到新津河对面，与胡宗南部隔河炮战；东面已攻到简阳、仁寿；北面已攻占了绵阳，正向广汉挺进。胡宗南于是在12月19日发电向蒋请示：（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沪定及雷波。 蒋介石复电让胡宗南率领部队突围，并准派运输机二十架载运逃西昌的人员。这一命令，是12月21日早上到达的。胡宗南当即指示亲信人员按计划部署，但他并不愿意随军撤退，因为实在怕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若是乘飞机逃走，蒋的电文中又要他“率部突围”、并未明示他可以乘飞机撤离。所以弄得胡宗南既惶恐，又不安，万分焦灼。 不过思前想后，胡宗南还是让罗列随时控制两架飞机，最后他还是抛弃部下乘飞机逃走了，所以蒋才说他“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21日下午，胡宗南与罗列二人秘密商定了准予乘飞机逃往西昌人员的名单，并由罗列分别秘密通知。通知时也没有把事情讲明确，有的人被通知在二十二日晨六时以前，携带简单行李到新津开会，有的人被通知于同日同时到新津机场候命。 当时被通知的人，有赵龙文、缪澄流、王元晖、林树恩、杨尔瑛、任觉五、李犹龙、周士冕、袁朴等胡宗南的亲信。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本在被通知之列，但却一时之间找不见人。 胡宗南是逃得相当狼狈的，走之前的几天，他不停的召开会议，22日晚上，他还和罗列等人在新津开了整夜的会，原来决定分三路突围的，但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等均主张改用大兵团兵力，向雅安方面突围。到了23日早上，北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快要进抵新津。胡宗南觉得已来不及再向蒋介石请示了，于是赶忙带着罗列等几个人，坐上飞机仓惶而走。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治部主任周士冕等人，在21日晚上，听到新津方面的炮声愈来愈烈，甚至机枪声也隐隐可闻，知道情势已迫，于是决定于第二天离开成都。不料第二天早上，周士冕发现不少人已经自行逃走，他和其他几人赶快乘车到机场去找胡宗南，当时胡宗南已在卷铺盖状态，周士冕等人才得附机而走，否则就被丢下了。 12月26日，胡宗南从三亚电令已逃到海口的蒋竹（胡的表侄）、张正廷（胡的随从副官）、李犹龙、裴世予、蔡綮、王炳炎等人，留在海口，准备随他再飞回西昌。 当26日上午胡宗南刚到海口时，他的机要室主任王微，即向他汇报李文兵团在邛崃县被困，正在派人与解放军接洽投降，裴昌会在德阳宣布起义，解放军已进入成都等等情形。胡宗南顿时脸红筋胀，以右手掩住前额靠在桌上，左手放在怀里，十多分钟不作一声。稍后，才叫王微设法联络尚存的残部，要他们设法逃出川西。 之后，胡宗南由三亚飞到海口机场，住在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办公处。与胡宗南同机飞到的有沈策和周士冕，是奉命随胡去西昌的。周士冕是不愿意再去西昌，但胡宗南一定要他去，所以恨极了，他在海口一见到李犹龙就说：“胡先生真对不起人，临死还要托几个好朋友垫背！” 海口机场为胡宗南准备了两天两夜，终于在12月28日早上6时，胡宗南等一千多人分乘十架运输机，由海口转飞西昌。 胡宗南也知道西昌无非是偏远一点，但终究是守不住的，他专门叮嘱罗列一定要保护好机场，结果到了1950年3月26日，他再次抛弃部队乘飞机逃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