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也称上元节。该节日自汉魏时期形成，唐宋得到较快发展，并开始张灯结彩，从此热烈喜庆的元宵观灯习俗就传承下来，因此，元宵又称为“灯节”。千百年来，人们十分重视这个节日，有很多相关的诗词流传下来。
老北京元宵花灯
苏轼眼中的“照愁灯”
唐代时，元宵节开始在民间盛行，这一天悬挂花灯，观赏花灯的风俗逐渐流传开来。唐玄宗时，朝廷规定放灯赏灯的时间定为三天，即正月十四、十五、十六。
当时的文学家苏味道（宋代大诗人苏轼的先祖），在神龙元年（705年）元宵节参加了一次赛诗活动，他写了《正月十五夜》诗：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这首诗赞美了洛阳城元宵之夜“端门灯火”的盛况，此情景深受后人推崇，此后便有了“火树银花”的成语。
宋代元宵节放灯的规模和场面更为宏大，时间也增加到五天，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宋朝皇室也非常重视，甚至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到元宵节，皇帝会带领宫中嫔妃女眷登上宣德楼，与京师百姓一起共度佳节。这一天晚上，上至官府下至百姓，都要进行赏花灯、吃元宵以及猜灯谜等活动。
有趣的是，宋代时，因为元宵节，还诞生了一个成语，那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故事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州官，名叫田登，他忌讳别人直呼其名“登”，也不能用与“登”同音的“灯”，因此他将“灯”改为“火”，如果有人胆敢冒犯，严惩不贷。到了元宵节，按惯例要大放花灯，州府要张贴告示，号召全州张灯结彩过元宵节，可是“灯”字讳用，负责发布告示的官吏，只得大书“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此事成为笑话，一直流传下来。
宋代诗词繁盛，文人之间少不了花灯轶事。
元祐七年（1092年）的元宵节，被贬的苏轼正在颍州太守任上，颍州的元宵节，燃灯、赏灯的娱乐活动热闹非凡。苏轼有位老朋友叫陈传道，字师仲，这年元宵节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一是看望正在颍州州学当教授的弟弟陈师道，另一方面也是来拜望苏轼。
陈传道和陈师道兄弟俩是彭城（今徐州）人，元丰初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陈传道任杭州钱塘主簿，他们兄弟曾专门到徐州拜访过苏轼，此后，他们与苏轼交情甚笃。
陈传道对苏轼十分追崇，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时，陈传道就特意写信问候，并寄去诗文互相切磋。他全面搜集了苏轼在密州、徐州的诗文，编辑了苏轼的《超然》《黄楼》两个作品集，使苏轼这一时期的诗文得以保存下来。苏轼为之非常感动，写下了《答陈师仲主簿书》，表达了他的深深谢意。
陈传道来颍州的元宵节，还残留着积雪，各色的花灯把雪中的颍州城装扮得格外亮丽，年味十足。苏轼盛情招待了陈传道兄弟，并陪同他们逛了颍州流光溢彩的街市，一直逛到了人山人海的西湖岸边，人们观灯猜谜，好不热闹。
需要提及的是，此处西湖并非杭州西湖，而是颍州西湖。后者在当时也是极为繁华之地。苏轼写了很多赞美颍州西湖的诗词，其中就有“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之句。
元宵节的美景，令陈传道高兴至极，写下了《雪中观灯》一诗，苏轼也是乘兴和诗，写了《和陈传道雪中观灯》：
新年乐事叹何曾，闭阁烧香一病僧。
未忍便倾浇别酒，且来同看照愁灯。
颍鱼跃处新亭近，湖雪消时画舫升。
只恐樽前无此客，清诗还有士龙能。
诗中可见，当时苏轼的境遇与心情并不太好。毕竟是遭贬，颍州城里绚丽多彩的各式花灯，在苏轼眼里成了“照愁灯”。
所幸，陈传道走后不久，苏轼即调任扬州知州，也算是对他照愁灯的友好回应吧。
不过，“照愁灯”或许也是苏轼在颍州任职期间忧国忧民的体现。正是这份忧思，让他在颍州的八个月任期，做了很多有利于老百姓的好事：为民治水开挖八丈沟；兴修水利，疏浚颍州西湖；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令苏轼深受颍州人民的爱戴。
明代谢铎写诗戏谑县令
明代，元宵节观灯燃放烟火，已经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娱乐活动。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皇城东华门开辟了两里长的灯市，从正月初八起，至正月十五达到高潮，十七结束。每晚花灯、烟火照耀通宵，鼓乐杂耍喧闹达旦。
据《明会典》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诏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起给百官赐假十日，以度佳节。朱棣还亲临午门观赏，并作御制诗，命儒臣奉和。
据《帝城景物略》记载，“（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灯市深受京城百姓喜欢，“贵贱相杳，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
明代田汝成《熙朝乐事》也记载，“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
元宵节时节，热闹自然是主流，但热闹背后，也有不少心酸的场景。
明代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谢铎回家乡过年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谢铎是浙江黄岩人，因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被尊称为“谢祭酒”，《明史》有他的传记。根据记载，有一年他回老家过春节，看到了当地官员欺负老百姓的一幕，为此他出手整治了当地的县令。
这年元宵节，黄岩知县贴出告示，晓谕百姓：今年元宵节要大闹花灯，家家户户都得挂灯结彩，违者严究不贷。但是，到了正月十五上午，城北头一家卖炭铺还没有挂灯，捕快闯入铺中，将卖炭老倌一通臭骂，拳打脚踢，勒令黄昏前必须挂灯，不得延误。
正在卖炭倌凄惨大哭时，谢铎路过门口，闻声进店询问。老倌诉说了经过。谢铎说道：“不要哭了，我是纸扎匠，制灯之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不要半个时辰，保你挂上。我这里还有一点钱，你快去买几张大红纸和油烛来。”
老倌买来大红纸和油烛，却没有竹片做灯壳。谢铎扫视了这间破烂的店堂，指着许多装过炭的空炭篰（bù，意为竹子编织的篓子），说：“你家现成的这么多灯壳，外面糊红纸，再用稻草绳做流苏。红色的灯，黄色的须，岂不很好看！”
不一会儿，一对炭篰灯便挂在了店门口。谢铎说：“这叫炭篰灯，唐宋以来就有的。你拿支毛笔来，我再在灯上题首诗，就更好看了！”
很快，谢铎写下这样的上下联：
纸糊炭篰，哪知我苦?何人取笑，你娘脚肚。
元宵佳节，拳打脚踢。谁欺我婿，一两一记。
他还落款：“国子祭酒谢铎”。黄昏时分，家家户户挂上了灯，照得街街巷巷一派通红。捕快们再次来巡查这家卖炭铺，看到挂着一对怪灯，立刻火冒三丈。再诵读灯上的诗，又是骂人的，更是火上加油。捕快扯下其中的一盏灯，将老倌拉入衙门。知县一见这灯，不禁大怒。知县突然想到，这盏灯仅是上联，定有下联。于是，他让捕快去拿另一盏灯。知县仔细一瞧，除了下联，还有落款“国子祭酒谢铎”。看到这里，知县吓坏了。根据上下联，眼前这个卖炭倌，竟然是谢祭酒的女婿，此罪难当啊！此时还是师爷有主见，师爷低声说：“不要紧，诗上已有价格‘一两一记’，你把他打几下，就付给他几两银子，保管无事了。谢祭酒是当今皇上的先生，要敲你知县老爷的竹杠，有什么法子呢？这叫做破财获福嘛，好事！好事！”不得已，知县只好携带银子，恭恭敬敬地把卖炭老倌送回炭铺。
释文：蛇年大吉彭海忠篆刻
蒲松龄记录南北风俗
清代的元宵节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礼仪活动，全国上下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张灯的时间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
京师北京的元宵节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千步廊一带，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大都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清代还出现了特殊灯品——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
清紫禁城内自腊月二十三后，就开始悬灯结彩，以示庆贺。而在元宵节时，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乾清宫前还要立万寿灯。
那么普通百姓的元宵节怎么过呢？写下著名志怪小说《聊斋志异》的作家蒲松龄，他在过元宵节时所赋的诗，就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以及个人的际遇。
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为了谋生，应同乡朋友、时任江苏宝应知县孙蕙的聘请，做了宝应县衙的幕僚，直到第二年秋，才辞职返回家乡山东淄川，后来设馆做起了私塾老师。
这一年，蒲松龄都是在南方度过的，当年的元宵节，友人邀请他一起畅游了烟花之地扬州，看到扬州的元宵节到处灯火辉煌，烟花爆竹尽情燃放，蒲松龄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元宵酒阑作》：
元宵击节泛流霞，
潦倒渔阳起自挝。
甲第笙歌连夜月，
旗亭灯火散天花。
雪篱深处人人酒，
爆竹声中客唤茶。
酣醉惟闻箫鼓乱，
却忘身是在天涯。
身在异乡，面对火树银花的元宵佳节，蒲松龄无限感慨，暂时忘却了求取功名无果的烦恼，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被元宵节的声声爆竹和灯火所感染，情感自然流露，尤为珍贵。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元宵节，蒲松龄再次写下《上元》诗。因当时天气不佳，他未外出赏灯看景。时年73岁的蒲松龄，已经撤馆回乡。诗中有“少年清兴逢佳节，彻曙欢呼我亦曾”之句，表达了诗人步入暮年，但还是被欢乐的节日气氛所感染的独特心绪。
过了三天，是正月十八，蒲松龄又写了一首《十八日与诸孙出游，欲补上元之缺，大风苦寒而返》的元宵诗：
家家儿女过桥头，
云过桥头百病瘳。
方欲偷闲学年少，
又教风伯阻清游。
“过桥头”是当时祈求身体健康的一种风俗，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清代京城元宵节这天，“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由蒲松龄的诗可见，山东等地也有这样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