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陈诚对罗卓英说：“我要去东北，杜聿明靠不住，你来给我当副手。”
幕僚劝罗卓英：“东北是个烂摊子，留在广东当省主席多好。”
抗战胜利后，罗卓英出任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一年后，又肩挂“三颗星”（中将加上将衔）。
罗卓英在广东任上，干得并不顺心，主要的矛盾点，是他的施政理念、表现，与蒋介石的期望大相径庭。
罗卓英身为广东人，从内心讲倒也真心想干点事情，但国民党这艘破船到处漏水，不是他所能修补的，加之他不懂经济，制定的一系列建设规划，基本沦为一纸空文。
1947年2月，宋子文在各方弹劾下，不得不辞去本兼职务，如何安排这个大舅哥，让老蒋犯了难，反复考虑后，决定让他去广东。
罗卓英是陈诚的亲信，“土木系”的二号人物，老蒋不便强行撤换，授意亲信去搜集对罗卓英不利的材料。
在老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有广东代表状告罗卓英，说他在省主席任上乏善可陈，对省府管理的实业公司、省银行等疏于管理，以顺德糖厂为例，其账目造假、盈利入账不实等问题严重。
老蒋大骂说：“这个罗卓英，在经济建设上毫无建树也就罢了，省营机构还搞得这般乌七八糟，顺德糖厂的事传出去，成何体统，真是令人失望透顶。我看，必须得换人了。”
在场有人附和说：“罗卓英辜负了信任，难堪大任。”
这次会议不久，罗卓英到南京公干，老蒋召见他时，训斥说：“广州城里烟赌横行，都快成什么样子了，你身为地方主政官员，竟任由这种事发生，广东民众对我们的信任都快被你败光了。”
罗卓英辩解说：“我实在不知下面竟如此胡作非为，回去后定当严查。”
老蒋冷哼一声：“若再无改观，你自己看着办。我看，你这个广东省主席也别当了，换个人或许还能挽救广东的局面。”
陈诚作为老蒋的心腹，见罗卓英近期屡屡挨训，看出了其中的 “猫腻”。
7月下旬的一天，陈诚给罗卓英打电话，说将要去东北，想让他来当副手。
罗卓英召集幕僚商议，有人说：“去东北给陈总长当副手，那可远不如你在广东当一方大员自在啊。东北如今战事吃紧，局势不明朗，实在没必要去蹚这浑水。”
还有人说：“是啊，这一去风险太大，在后方安稳掌权才是上策。”
罗卓英皱着眉头，沉思片刻后说：“我明白诸位的意思，可我在广东未必也能干得长久而且，我与陈总长多年交情，如今他诚心相邀，我若拒绝，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众人见罗卓英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劝。
老蒋得知罗卓英愿意前往东北协助陈诚，心情大好，很快正式下达委任令，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罗卓英为副主任。
不久之后，宋子文来到广州接任广东省主席一职。
陈诚身为 “一级上将”，手握 “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 等诸多要职，此番前往东北，主要是想打几个“漂亮仗”，挽回此前丢失的颜面。
陈诚的如意算盘是，等局势稳定些，就把东北行辕主任之位交给罗卓英，他回南京继续主持‘参谋本部’的工作，毕竟那里才是真正的军事中枢之地。”
陈诚到了东北后，第一件事是取消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原司令长官杜聿明得知消息后，郁闷的说：“陈诚这是要搞什么？我这司令长官当得好好的，说没就没了！”
两位副长官郑洞国、孙立人，也分别被改任为东北行辕副主任、“陆军副司令”。就职务而言，郑洞国算是升职了，但权力却是几乎没有。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郑洞国提出调派一个师去执行作战任务，陈诚却眉头一皱，说道：“此事我与罗副主任商议后再定，你先不必操心。”
郑洞国满是无奈，私下里对亲信抱怨：“名义上我升了职，可如今连一个师都指挥不动，这算什么事。”
陈诚到东北后，各种部署与整顿举措接连不断，看似 “风风火火”，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败仗一个接一个，损兵速度比熊式辉、杜聿明在东北时更快、更多。
1948年1月初，新五军在公主岭覆灭，引起一片哗然。在关内战场，蒋军一次性损失一个军的战斗，倒也不算稀奇之事，可在东北战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头一遭。
老蒋得知此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亲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问责。
陈诚面对老蒋的怒火，只觉胃部一阵剧痛，紧接着便大口大口地吐血，整个人摇摇欲坠。
老蒋看到陈诚这般模样，向来对这个 “干女婿” 偏爱的他，脸色也随之缓和了许多，说：“赶紧送辞修去医治。”
不久之后，东北 “剿总” 成立，卫立煌被任命为总司令。东北行辕虽然表面上架子还在，但被撤销不过是早晚的事儿。
陈诚以养病为由，跑去上海避风头，罗卓英在这种局势下，也不得不辞去在本兼职务，离开东北这。
随着陈诚的失势，其 “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海军总司令” 等一系列要职纷纷丢落，罗卓英也成了闲人。
此后的罗卓英，再也没有了往昔的威风，到了台湾后，仅仅挂着一个 “上将战略顾问” 的虚名。
1961年，罗卓英病死于台北家中。葬礼上，陈诚望着罗卓英的灵柩，失声痛哭起来，喃喃说：“你我携手多年，如今你却先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