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是宋神宗为了改变北宋内忧外患的局面，启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所进行的一场政治改革。这场全面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在宋神宗驾崩后一度终止，在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后又得到重启。然而章惇和王安石不一样的是，他虽然扛过了同僚的责难，却被自己效忠的帝国列为奸臣，一生所行饱受争议，章惇的功过究竟如何呢？

神慕王安石已久，“慨然兴大有为之志”的宋神宗一登基，就迫不及待与王安石晤面，“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 ‘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畅谈一番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之策深入了解，认为王安石果然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股肱，王安石亦被年轻帝王的宏伟志向所折服，君臣二人约定全面变法，企图再造一个强盛的大宋。

宋神宗并不是心血来潮想要变法，交到他手上的宋王朝早已不复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那般强盛，此时的宋王朝内部有三冗：冗员、冗兵、冗费，且由于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则战事不断，经常战败的大宋又不得不通过交纳“岁币”来保证边疆安定。作为一名有志之君，宋神宗自然想要消除内外困顿的局面，取得汉武唐宗那般的成就。

王安石

熙宁二年（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首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新法。也是在这一年，屡遭弹劾攻击的章惇得到变法派之一的李承之推荐，得以面见王安石，“先是李承之荐惇于王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 ‘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就这样，章惇成为了变法派的一员，并在之后逐步成长为了“王安石变法”的拥护者和继承人。

章惇在未出仕前就已经十分著名了，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并不缺做官的机会，况且他还博学善文，才识超人，这样的人才必然能在未来位列三公九卿吧。虽然含着金汤匙，但章惇的内心是孤傲的，他敢委敕而出，就是因为族侄章衡考中状元而自己耻出其下；哪怕成为宰相，他禁止别人谋私，亦不为自己谋私，“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因为孤傲，章惇受到打压，以至于蹉跎十年。

因为“辄丢敕诰于廷”，章惇十年郁郁不得志，哪怕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也依然遭到攻击，难有作为，这让满腹经纶的章惇如何接受？正是王安石掀起的变法狂风，让刚踏入而立之年的章惇看到了希望，他希望宋王朝能够凭借这场变法国家富强，但更多的是他知道自己等到了封侯拜相的机会。

“置制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的起点，也是章惇的起点，这个机构凌驾于于三司之上，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就是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章惇被任命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殿校理、中书检正，一下子成为变法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了确保变法顺利进行，章惇先后被拜为两湖察访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三司使、荆南知府等，在地方上做出不少贡献。

然而王安石等人的变法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叛变”的是枢密使陈升之，他由王安石推荐为宰相，本是共商如何推行变法，可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绝与王安石为伍。同时，王安石变法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强烈反对，并逐步演变为党争，新法也不再是利国利民的工具，反而成为新旧党及各派系倾轧的武器。

吕惠卿

变法派被守旧派批评为“小人”，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比起司马光、苏轼、韩琦等高风亮节的贤者，变法派骨干等人在为人处世上有诸多问题，比如吕惠卿，贪恋权位的他甚至与恩师王安石相争；还有邓绾，墙头草一个，王安石遭罢后依附吕惠卿，等到王安石复相，为了掩盖自己劣迹，又劾吕惠卿、章惇以谀奉王安石。变法派内部不齐，又遭到守旧派的责难，这样看来变法失败可以说是必然了。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带着遗憾离世，自知时日无多的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全面废除新法，此举也让守旧派内部发生激烈矛盾，守旧派分为蜀、洛、朔三党，互相倾轧不说，还疯狂撕咬变法派以及反对完全废除新法的部分守旧派成员。宣仁太后垂帘的八年中，章惇不仅一贬再贬，还被斥为“三奸”。

如果说宋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是为了宋王朝的延续，那么宣仁太后支持的元祐更化就是毫无建树的意气之争了，在守旧派的簇拥下，宣仁太后似乎沉浸在“女中尧舜”的美梦中，到了宋哲宗十七岁该还政的时候，她依然不愿醒来，守旧派也乐于如此，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殊不知宋哲宗处处隐忍的背后，是孤掷一注的狂怒。“环庆蕃官浪移等硬探入夏界，掳野寨戍卒五人、马四匹。经略使范纯粹责以引惹边事，将所掳人马令第三将于元捉处纵之。六月，复请故地。贺登极使回，未入境，秉常又遣大使春约讹罗聿、副使吕则田怀荣奉表入请故地。见于延和殿，奏辩久之，猝抗声云：‘元丰西讨，师出无名，神宗亦自知错！’哲宗怒，变色起，令下二府议之。二府请以所得夏国土地易回陷蕃人口，于是赐诏曰：‘前后用兵以来，所得城寨，彼此未尝交还。今来所请，不惟前例甚明，理难顿改。兼访在朝之论，皆谓义不可从。然朕独以永乐之师陷没者众，每一念及，良用恻然。汝倘能以见存汉人尽送归中国，复修职贡，事上益恭，仍戢边酋，无犯疆土，则朕必释然。尺寸之地，复何顾惜。当议特降指挥，据用兵以来所得土地，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蕃境土外，余委边臣商略，随宜分画给赐，汝其遵之。’秋七月，入贺坤成节。”司马光要割地给西夏，得到旧党的支持。章惇很生气，说议者可斩。说他们是无见识的不逞之徒。“惇尝称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

赵佣

掌握权力的章惇大肆罢免旧党，株连甚众，就连已经死去的司马光等人也没有放过，他还主张剥夺司马光的追封并掘墓鞭尸，建议将流放的旧党大臣全部杀死。“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甚至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哲宗不听，惇意不惬，请编类元祐诸臣章疏，识者知祸之未弭也。遂治刘安世、范祖禹谏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诬语书导蔡渭，使告刘挚、梁焘有逆谋，起同文馆狱，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穷治，欲覆诸人家。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然重得罪者千余人，或至三四谪徙，天下冤之。”章惇这些举动可以说是颇对宋哲宗胃口，毕竟他也是敢说自己祖母宣仁太后是“老奸擅国”之人，“老奸擅国”出自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的苏辙贬知袁州诏，诏书中说“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说司马光的。因此两人联手宣判了旧党政治上的死刑。

完成了对朝廷的清洗后，章惇开始逐步恢复王安石新法，并对之前的弊政做出改良，虽然有意气之争，但章惇对旧党的一些好的做法予以保留，“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不过章惇执政的重心依旧在党争之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得势的变法派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守旧派，使得朝无安宁。

在章惇独相七年时间内，君臣相辅相成，与大部分宋臣畏战，“每献岁币乞和”不同，章惇主张更强势的军事姿态，在他的影响下，宋哲宗频频对西夏用兵。当时镇守西夏和宋边疆的是章惇族人章楶，章惇支持对西夏战事，是因为章楶本身就有两把刷子，“哲宗访以边事，对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风、环庆四路之师，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楶怯，请曰：‘此夏必争之地，夏方营石门峡，去我三十里，能夺而有之乎？’楶又阳谢之，阴具板筑守战之备，帅四路师出胡芦河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二旬有二日成，赐名平夏城、灵平砦。方兴役时，夏以其众来乘，楶迎击败之。既而环庆、鄜延、河东、熙河皆相继筑城，进拓其境，夏人愕视不敢动。”章惇也需要通过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提高自己的威望。“夏人寇平夏城，知渭州章楶御之，获其勇将威明阿密、西寿监军穆尔塔布，斩俘甚众。捷至，帝为御紫宸殿受贺。楶在泾原久，时夏人肆暴，边吏畏愞，楶上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惩艾，边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后诸路出兵，据其要害，不一再举，势将自蹙。’章惇与楶同宗，言多见采，由是创州一，城砦九，屡败夏人，而诸路亦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败，夏人遂不复振。”

面对收了土地和岁币后还敢屡次侵边的西夏，章楶进献“浅攻挠耕”之策，在宋哲宗和章惇的支持下，大宋边军屡次取得对西夏大胜，“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此外，章惇还支持出兵攻打吐蕃，“同献议复故地”，“河南蕃部叛，属羌阿章率他族拒官军，熙帅胡宗回使朴出讨。时朴至州才二日，以贼锋方锐，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驰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来，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应，朴殊死战，为贼所杀，以马负其尸去。羌乘胜追北。师还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将王舜臣者善射，以弓卦臂，独立败军后。羌来可万骑，有七人介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军必尽。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间插花。”引弓三发，陨三人，皆中面；余四人反走，矢贯其背。万骑愕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众。须臾，羌复来。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余发，无虚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逾隘。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当是时，微舜臣则师歼矣。事闻，赠朴雄州防御使，官其后十人。”宋军陆续收复洮州，攻下青唐以为鄯州、邈川以为湟州。

章惇

随着宋哲宗英年早逝，章惇的处境又艰难了起来，加上他曾力阻端王赵佶为帝，注定了他不会有好下场。“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惇厉声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枢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听太后处分。’皇太后决策立端王，是为徽宗，迁惇特进，封申国公。”“皇太后向氏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惇厉声曰：‘当立母弟简王似。’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有立。’惇又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毕，曾布叱之曰：‘章惇，听太后处分！’乃召端王佶入即皇帝位。群臣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许之。”元符三年（1100年），在台谏官员的疯狂攻击下，章惇再度经历一贬再贬故事，年过古稀的他难以抵抗贬谪之苦，在贬所逝世，而章惇去世的二十三年后，北宋果然亡于他反对的宋徽宗之手。

章惇的才干比起王安石来说丝毫不差，他虽然是王安石变法的鼎力支持者，但比起恩公王安石，他少了一分执拗，比起改革派同僚，他少了一些对权势的热爱，但他却饱受非议，甚至一度背负更难听的骂名。章惇为相，使得宋军边境转危为安，改良新法促进农业发展，所建州县降服蛮夷，不到十年便使宋王朝一新，堪称大才，然而章惇的政敌们不仅视而不见，还称呼其为“小人”，何其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