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青春不值得留念？谁的记忆不与青春有关？我轻轻摩挲《肇绿南粤——岳山大造林纪实》封面，一个个青春影像影影绰绰。我不由得再次陷入半个世纪前的风雨沧桑，在蝉声起伏的山岭间，聆听捕捉生动美好的瞬间。
当初，接下这项任务前，我有过犹豫，毕竟报告文学不好写，尤其这种时间跨度长、人物多且复杂的题材，需要大量采访，需要有时间，而留给本书采访写作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当我听到是为一代人的青春立传时，我被打动了，尤其了解到，跨越半世纪的“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怀集、肇庆的绿色生态底色时，我决定接下这个任务，以文学的方式解读“绿美广东”光荣传统形成的路径，书写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怀集故事、肇庆故事，展现当时干部群众万众一心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火热历史时代画卷。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样的题材和写作，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轻易遇到，它亦是一种缘。若我未来怀集，未与肇庆相识，没有驾驭这个题材的能力，不是“快枪手”，题材再好又与我何干？此时，作家应具有的强大社会责任感涌上心头，和半个世纪前的民兵相比，我的付出何足挂齿？我不过牺牲了休息时间，而他们却用青春和热血雕刻了岳山的风骨与精髓。
▲许锋
采访是否深入扎实，是《肇绿南粤——岳山大造林纪实》一书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幸而当地干部收集、整理、提供了不少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展开采访，难度小了许多。过程中，我的妻子、女儿全程介入，做录音、文字整理、拍摄等工作。作为主笔，我常留意到造林亲历者不经意间的微笑、激情豪迈、欲言又止……只要揪住这些瞬间，我就深度挖掘，“逼迫”他们一次次回到半个世纪前，让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让逝去的青春随风回来。粗略统计，有数十位亲历者、见证者及半个世纪以来的“二代”“三代”护林人，与我促膝而谈，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素材。
但是，毕竟是半个世纪前的经历，任何人的记忆都难免出现偏差，有的细节需要反复核实。虽是报告文学，但细节和史实决不允许出现一点问题。有的人的故事很精彩，本人却不善于表达，需要“循循善诱”。采访对象大多操着当地方言，而我是北方人，听起来有些费劲，听不懂就反复问，或者请他们写出来，感觉还有问题就再核对。
凡细节，必生动。人们常说，眼睛到不了的地方，脚步可以到达；脚步到不了的地方，心灵可以到达。这一次采访和写作让我感受到，报告文学里的人物不是塑造出来的，或者说塑造的前提是人物本身就具有魅力。比如严润生，老实巴交，后来与邓柳婵结识、恋爱、结婚，但他们讲不出生动的细节，也许，更不知道哪些细节是文学需要的，哪些是读者想看到的。问了好久，细节终于浮出水面：他送邓柳婵回工作地，车把上挂着“山青蛙”，青蛙不老实，一动一动，邓柳婵的心，也一颤一颤。这就是生活，就是文学。
我所做的，是唤醒流金岁月。还有一个造林现场的情节：半夜大雨瓢泼，篷顶被风雨掀开，几十个男女民兵围坐在一起唱起了歌……这个场景在书中没有出现，读者没有看到，由于篇幅所限被删掉了，很可惜。
群像人物要靠场面描写表现，如炼山一节，“空气不再无色无味，而是触手可及，人无处躲闪，令人窒息的空气吸进去，染黑嘴巴、鼻子、脸庞，女民兵雪白的脖颈也像刚从淤泥里拔出来，黑而无光。人们互相打量，浑身上下，只见眼球和牙齿白”。你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群体。
这本书的写作，仅凭对绿色的热爱是不行的。植树造林是很专业的工作，比如挖撩壕、育苗、种杉的流程、技术。我非林业出身，但庆幸的是，我小时候生活在兴安岭地区，看过当兵的父亲砍柴，林子、伐木、气候，都可以对比。恰恰，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陈荻戈大学毕业分配去了东北“林海雪原”。写他的故事，我驾轻就熟。所以，机会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虽然这种准备可能要“闲置”很多年。
《肇绿南粤——岳山大造林纪实》的诞生不亚于一场艰苦的修行。它既是我与那个时代的交流，也是与那个时代青年的一次心灵对话。我的人生态度、思想，对世界的看法；我的青春年华中的迷茫、痛楚、切入肌肤的感受，甚至我30年来对文学的探索，注定会在字里行间隐隐闪现。我毫不犹豫地“搭接”起“1971”——我刚出生，而他们已在奋斗这一时间与空间的“巧合”。
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和同情。我能理解他们突然被“转正”成为林场职工的心情，因为我也曾艰难地奋斗，只是路径不同而已。我对罗天兴、陆志超当兵上前线，怀有尊崇之心，因为先父也是军人，我曾在军营中生活、成长……我暗暗勉励自己，我应该是最适合写这本书的人，它需要学者的严谨，我写过几本学术（历史）专著；需要记者的敏锐，我当过10年记者；需要作家的素养，我笔耕几十年，有一些收获；需要生活阅历，我小时候生活在林区，成长在军营；我爱绿水青山，写过很多山、很多河。一个人，心底有爱，笔下才有情。
我的本职工作很忙，白天基本没有时间，只能通宵达旦地写作。有时候，采访、构思、写作甚至是并行的。以时间为轴线，布局并不太难，难在穿插、迂回、补记，半世纪线索太多。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从这次快节奏、连轴转的创作实践中，体会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书出版前，我忐忑不安，生怕当年的亲历者们看了不满意。出版后，他们迫不及待地阅读，纷纷伸出大拇指，呼朋唤友庆祝，拍了很多照片发我，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在文学尤其报告文学并不“强势”的今天，有人愿意读你写的书，局促地、不安地、喜悦地从书中寻觅自己的青春踪迹，有人还由衷感谢把他们的青春复原了——这多么让人欣慰。
他们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早已宠辱不惊，可是他们对我真情表达，他们背后是2.5万名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以及他们的后人，交出这样一份大家满意的答卷，写作的价值莫过于此。
原文刊载于2025年第4期、2月24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