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国人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郑州工人袁海军也不例外，这一天，他正忙着挖防空洞，但一镐头下去就听到铿一声，扒开土层一看，只见一个泛着绿花的金属硬货：“挖到鬼子的炸弹了？”袁海军吓得直冒汗，这个汉子远远没有想到，自己一镐头，直接震动了全国。

听袁海军挖到了炸弹，小组长付正杰赶来查看，但这一看就发现不对，这东西有一个明显的平面，上面还有凸起的小颗粒以及奇怪的花纹。

谁家的炸弹长得这样？这是挖到文物了吧。

郑州人有这样的猜测并不奇怪，毕竟，郑州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古城，当时的考古界与史学界更是存在着“郑州是否是商代都城”的争论。

为了这一点，当年的历史大咖郭沫若还曾专门到郑州古城遗址考察，并留诗一首：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中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有殊。

郭沫若认为郑州是商代都城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有望比殷墟还要早，只可惜当时没有出土足够分量的文物，不能进行充分的佐证。

基于这一点，众人将挖到金属硬货的消息层层上报，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得到消息后及时赶来，而这一次的发现，直接让学术界几十年的争论，尘埃落定。

经过挖掘，人们发现这硬货竟然是一只方形的“大香炉”，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大香炉的周围，考古队又发现了另外一只稍小号的，两只香炉非常类似，一看就是“一套”。

而经过考古队的科普，人们才知道，这两只香炉竟然是鼎，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礼器与祭器，是王权和地位的象征，而此次出土的一大一小两只鼎，背后还有足以石破天惊的历史真相。

这两只鼎方形，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丁纹，形体质朴庄重 ，因为没有在方鼎上发现铭文，于是，它们就因为出土地被命名为杜岭方鼎。

经过测量，大方鼎高1米，重86.4千克，另一件较小的，高 0.87米，重64.25千克。虽然这方鼎一大一小，但古人却有让两只鼎完美配套的方法，埋藏者特意将高一点的铜鼎下面的泥土挖低了一些，这样两只鼎的口面正好齐平，这一点，不仅足以说明古人的智慧，还证明了这两只鼎的埋藏是有安排的青铜器窖藏坑，而非临时起意或战乱抛弃。

这样两只鼎，有如此的形制和规格，可见这文物的价值不一般。

这两只鼎的出土，为郑州作为商代都城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毕竟这两只方鼎是四足方鼎，年代早、体量大、铸造完美、保存完整，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等级制度之下，这么巨大的鼎，也只有商王才能拥有和使用！

如此一来，郑州商代都城的地位终于明确了，这杜岭方鼎也成了郑州历史地位的助推者。

1982年、1996年，郑州又相继出土了两批六尊青铜方鼎。它们埋藏的状态和形制，与杜岭方鼎别无二致，重要文物的出现，也让郑州坐稳了“中国八大古都”的宝座。

那作为最早出土的杜岭方鼎，这鼎的价值到底在何处呢？

那不如与中国青铜鼎网红“后母戊鼎”对比一下。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华夏历史文化探源工作考证，公元前1400年左右，商朝第十位天子中丁曾定都郑州，杜岭方鼎就是此时期的实物佐证，而后母戊鼎却是商王武丁铸造的，这就说明杜岭方鼎的铸造年代比后母戊鼎早了200多年。

此外，后母戊鼎虽然器形巨大，铸造精美，但出土时就少了一只耳朵，而杜岭方鼎却保存完美，而且还是一大一小的套鼎，这更彰显了杜岭方鼎的珍贵。

而有了众多珍贵青铜器的佐证，郑州商都的考古也在不断推进，后来，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勘定，郑州商都的神秘密面纱逐渐被揭开，这古城是商汤灭夏之后所建亳都，是商朝开国第一都城。都城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有至少两重城垣。城池中，有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其中宫殿区内还有蓄水池和完善供排水系统。在内城与外郭城之间，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墓葬区等，这种完整的城市结构，更是说明了郑州商代都城的完善与发达。

而从内城丰富的祭祀遗存来看，发现杜岭方鼎的地点，很有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关。 如今，郑州商都夯土墙仍旧存在，而历经三千六百年的传承，这片土地仍旧繁华璀璨，车水马龙，这不得不说岁月传承的神奇。

如今，杜岭方鼎中的大型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小号的杜岭方鼎则成为了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以青铜器的古朴厚重，诉说着中华文明千年根脉的繁衍传承。

普通工人的一镐头， 挖出了郑州的前世今生，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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