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南京的一间法庭上，一位年迈的＂国民党特务＂因拒绝进行旧职登记而被捕受审。面对法庭的质询，他并未退缩，而是坚定地表示自己并非叛徒，还请求时任解放军将领的陈赓为其作证。原来，这位名叫鲍君甫的＂特务＂，曾在二十多年前以＂双面间谍＂的身份，在国民党＂中统＂组织内部为中共传递重要情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未能及时表明真实身份。
乱世江湖显赤诚本色1893年的广东，正值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鲍君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家庭殷实富足，这为他日后的求学之路提供了有力保障。
广东作为革命策源地，汇聚了大批怀抱革命理想的志士仁人。年少的鲍君甫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间对革命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为了寻求救国之道，鲍君甫远赴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经历，不仅让他掌握了一口流利的日语，更让他深入了解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
学成归国后，鲍君甫选择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作为立足之地。凭借着留学时积累的知识和人脉，他很快就在各大日资通讯社和租界巡捕房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网络。
五四运动爆发时，鲍君甫正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期。他积极参与到学生和工人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通过亲身实践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92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鲍君甫认识了共产党员陈养山。尽管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但鲍君甫并未因此疏远陈养山，反而与他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两年后，陈养山在浙江遭到国民党的追杀，慌忙逃往上海。在走投无路之际，鲍君甫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收留了这位共产党员。
这段经历让陈养山对鲍君甫的为人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他看来，鲍君甫不仅有担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乱世中仍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
就在这时，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的上海特派员杨剑虹看中了鲍君甫在租界的人脉，打算将其招揽为己用。这个意外的邀请让鲍君甫陷入两难境地。
在与陈养山的深入交谈中，双方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组织的慎重考虑，一个秘密的革命计划开始在上海滩悄然展开。
惊险外滩暗度陈仓计1928年的上海外滩，一艘游艇静静地停泊在码头边。船上的陈赓化名王庸，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到来。
春日的江风吹拂着黄浦江面，一位身着考究西装的男子踏上了游艇。这个看似纨绔子弟的人就是鲍君甫，此时的他已经在上海滩打拼多年。
两人见面后，迅速确认了各自的身份。陈赓带来了组织的指示，希望鲍君甫能够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在这场秘密会谈中，陈赓向鲍君甫交付了一些金条，用于支持他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这些资金不仅能帮助鲍君甫打点关系，更能让他在特务机构中站稳脚跟。
接下来的日子里，鲍君甫按照组织的安排，正式接受了杨剑虹的邀请。他迅速成为了＂中统＂内部的重要成员。
为了掩护身份，鲍君甫刻意塑造出一个精明干练的特务形象。他表面上积极为＂中统＂工作，暗地里却在为共产党传递重要情报。
这种双面间谍的身份让鲍君甫如履薄冰，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中统＂内部，他经常要处理一些针对共产党的情报，这需要他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
机缘巧合之下，杨剑虹因卷入一场贪污案而自杀身亡。组织内部重新洗牌，鲍君甫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被推举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上海特派员。
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鲍君甫不再使用本名活动。他另取化名杨登瀛，这个名字很快在上海滩声名鹊起。
在这个位置上，鲍君甫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不仅能及时向共产党通报重要情报，还能在关键时刻化解对党组织的威胁。
这段时期，他帮助共产党揪出了多名叛徒。其中包括出卖中共沪东区秘密机关地址的戴冰石，以及泄露党内文件的陈慰年。
每一次行动，鲍君甫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权衡利弊。他要在不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既要让＂中统＂信任自己，又要尽可能地保护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身陷囹圄将军解危局
1951年的南京，一场特殊的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席上坐着一位面容憔悴的老者，他就是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中统＂特派员杨登瀛，也就是鲍君甫。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开展了旧职人员登记工作。由于种种原因，鲍君甫没有及时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这让他陷入了困境。
检察官拿出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指控鲍君甫曾担任国民党特务机构要职。在法庭上，检方列举了他在＂中统＂任职期间的诸多＂劣迹＂。
面对这些指控，鲍君甫没有惊慌失措。他站起身来，声音洪亮地向法官表明，自己并非叛徒，而是一名地下工作者。
审判长对鲍君甫的辩解持怀疑态度。毕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少国民党要员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开脱罪责。
这时，鲍君甫提出了一个重要证人——解放军将领陈赓。他请求法庭能够联系陈赓，让这位老战友为自己作证。
法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停审理，着手调查鲍君甫的说法。一封紧急函件被送到了陈赓将军的办公室。
陈赓收到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他迅速整理了当年与鲍君甫合作的相关材料，并给法院写了一封详细的证明信。
在信中，陈赓回忆了1928年那次在外滩游艇上的秘密会面。他详细说明了鲍君甫如何接受组织安排，以双面间谍的身份潜伏在敌人内部。
除此之外，陈赓还列举了鲍君甫为革命事业立下的诸多功劳。这些年来，他不仅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还多次化解了对地下党的威胁。
法院收到陈赓将军的信后，重新审视了这个案件。随着更多的历史真相被揭开，鲍君甫的革命者身份得到了确认。
这场审判最终以鲍君甫无罪获释而告终。二十多年前那场看似偶然的相遇，成了挽救他性命的关键证据。
这一审判案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它不仅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也体现了新中国依法治国、实事求是的司法精神。
法院的判决书中这样写道：鲍君甫同志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以特殊的身份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革命前辈。
功臣善终国史显春秋重获自由后的鲍君甫搬到了北京，组织为他安排了一处幽静的四合院。这里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归宿，也成为了许多老战友回忆往事的地方。
1952年春天，陈赓专程来看望这位老朋友。两位老同志相对而坐，回忆起当年在上海滩的惊险往事。
在组织的安排下，鲍君甫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将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一一写下，为党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资料中详细记录了他在＂中统＂内部的工作细节，包括如何与地下党建立联系，如何传递情报，以及如何在关键时刻化解危机。
中共中央对鲍君甫的特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1953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政协会议期间，鲍君甫多次就统战工作提出建议。他的亲身经历，为新中国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4年，中央统战部专门召开座谈会，请鲍君甫介绍地下工作经验。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很多细节被写入了相关工作手册。
晚年的鲍君甫将大量时间用在了回忆录的撰写上。他不仅记录个人经历，更重要的是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每当有青年学子来访，鲍君甫总会讲述那段驰骋上海滩的往事。他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让后人了解革命年代的艰辛。
1956年，中央档案馆派人来到鲍君甫家中，收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这些珍贵的档案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鲍君甫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他每天都要写一会儿字，记录下新中国发展建设的新变化。
1957年深秋，鲍君甫在北京家中安详离世，享年64岁。临终前，他将一份手稿交给了前来探望的老战友，这是他对革命历史的最后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