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女人打交道中我是更有支配性的。这种支配性从我的童年就开始了。我的外祖父支配外祖母，我的继父支配我母亲。作为一种抽象的心理结构我保留了这种支配性。
总之，这儿有一种类型，一个典型。但最后我开始认识到，这是由教养产生的。后来，我是说我三十五岁或四十岁时，我认为理解和感受力代表了个体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五、六岁时一个人是没有理解力和感受性的——还没有赋予感受性，他有情感的感受性和理智的感受性，但不持久。后来他的感受性可能仍然十分强烈而理解力也逐渐发展，或者感受性压倒了理解力，或者感受性没有增进而理解力完全是自身发展。感受性产生理解力，而它自身也仍然存在着，是天然而未加琢磨的。
因此，这种支配感是一种模型，一种社会象征，对我来说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我试图确立它。我不认为自己是较有理解力的就应该胜过和支配我的伴侣。
但在实际上我又是这样做的，因为我有这样做的倾向，我想获得同我有关系的女人。所以我支配她们。从根本上说，我主要关心的是把我的理解力渗透到另一个人的感受性中去。
我看重克里斯蒂娜的性格力量。如果她没有那种实际上具有的性格，我是不可能理解她的。而且这还有些让我惊奇。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性质。重要的性质是她、她的身体——不是作为一个性对象的身体，而是她作为建立在我同女人关系上的不可知、不可分析的感情总和的身体和面貌。
在同女人的关系中我的确有某种皮格马利翁的成分。而这意味着一个暂时的优势。这只是一个阶段，以后她既通过他人又通过自身而发展。我使她达到某种阶段。严格地来说，这时的性关系是既承认这个阶段又超越这个阶段。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对那些可能帮助的人所起的作用。如果一星期里我突然发现自己理解了某些东西，而且她也前进了一步，我是很愉快的。
当一个女人代表着整个国家，许多东西就变得十分可爱。她们虽然身处边缘，这个国家的边缘，但她们总是丰富的。克里斯蒂娜代表了饥饿三角地带。而反对一个国家并不意味着不代表它。一个人代表了它同时他又反对它。
总之，我同她们生活在一种历史中，一个特别的世界中，而妨碍我同她们生活在世界本身中的是你（指西蒙娜.德.波伏瓦）。世界，这是我同你生活的世界。这使得那些关系变得低下，同样还有人们的性格和所有客观方面的东西。这开始受到妨碍。
月亮女人虽然有丈夫，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至少在她的直觉中他真正是下等的。我认为我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较多地表现在把女人世界看成某种低级的东西，但不是对我实际认识的女人。我是基于这种想法：她们应该达到一个非常有理解力的男子的程度——男女之间不应该有理智或精神的差别。
我们谈谈给我显示了各个国家的那些女人。M．毕竟给了我美国。她给了我许多东西。我在美国旅行的道路形成了一个围绕着她的网。一般来说，我选择的女人都是很聪明的。
不是我希望她们聪明，而是她们立即表现出某种感受性之外的东西，这就是聪明，于是我可以同女人好几小时好几小时地谈话。我同男人一旦谈完政治或别的事情我就准备立即结束谈话。同一个男伙伴一天谈两个小时，而第二天也不再见到他，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同一个女人，我可以谈整整一天第二天又开始接着谈。
我一生中也有过那种不是感情的或者至少不是罗曼蒂克的关系——而是单纯的友谊关系。比如说，同莫雷尔夫人的关系。莫雷尔夫人是一个私人学生的母亲。她把儿子托付给我，让我教他一些东西，她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私人学生的母亲同一个私人教师的关系。
即使后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她是作为一个私人学生的母亲开始同我建立关系的，确实她跟吉尔有过同样的关系，但后来就不同了。因为那时我正指导这个私人学生，吉尔不再教他，吉尔在几年前教过他。
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我更喜欢看到莫雷尔夫人而不是吉尔。我从没有特别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我同莫雷尔夫人关系的性质。罗曼蒂克方面是切断了，因为有吉尔在那儿，此外，我觉得她有点老了。我不太关注同一个女人的友谊关系。实际上我几乎从没有过这种关系。总之，我想她是我有过的唯一的女朋友。
【本文摘自《萨特自述》（黄忠晶等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