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去世21年后，银行发现他有一笔巨额存款，背后故事感人泪下

1997年，中国银行的一次内部例行审计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存款账户。这个账户的开户人赫然写着＂周恩来＂的名字，而存款金额更是高达1.2万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这笔钱相当于82309元人民币。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银行高层的重视。众所周知，周总理生前一直以清廉著称，每月工资不过400元，而他的夫人邓颖超的工资也只有350元左右。夫妻二人一生节俭，从不追求物质享受。那么，这笔巨额存款究竟从何而来？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感人故事渐渐浮出水面。这个故事，不仅涉及到中英两国的金融往来，更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笔存款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来历？

01.二战时期的伦敦中国银行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战火蔓延至欧洲大陆，伦敦中国银行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作为当时中国在欧洲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之一，伦敦中国银行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这家位于伦敦金融城的中资银行，不仅要处理日常的存贷汇兑业务，更要负责整个欧非地区的中国侨民资金往来。每天，大量的中国海员、留学生、商人都会来到这里办理业务。1940年德国开始轰炸伦敦时，银行的业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战时特殊需求而激增。

伦敦中国银行的特殊地位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了第一家海外分行。这个决定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英国作为当时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分行的设立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窗口。

二战期间，伦敦中国银行承担着多重任务。首先，它是中国政府采购军需物资的重要支付渠道。其次，它要为在英国的中国海员发放工资，这些海员所在的商船为盟军运送战略物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伦敦中国银行的工作更加繁重。由于香港沦陷，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金融联系被切断，伦敦分行成为维系中国与西方金融往来的唯一通道。银行职员们在防空警报声中坚持工作，将大量重要单据和现金转移到防空地下室，确保业务不中断。

1943年，为了应对战时特殊形势，伦敦中国银行增设了战时特别业务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处理中国政府的军需采购资金、盟军援华物资的结算以及海外华侨捐款。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空袭警报响起时，将大量现金和重要单据迅速转移到防空地下室。

在这个特殊时期，伦敦中国银行还开展了一项特殊业务：为在英国的中国海员提供汇款服务。这些海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潜艇的威胁下，为盟军运送战略物资。他们的工资需要通过银行汇回国内，支持在抗日战争中的家人。

02.两位特殊的银行职员

1944年初，刘本昆正式接任伦敦中国银行副经理一职。作为少有的既精通金融业务又熟悉国际事务的银行职员，刘本昆的到来为战时的伦敦分行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在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上海总行工作多年，对中英两国的金融体系都有深入了解。

在刘本昆到任的第一周，一位名叫多利·威廉姆斯的英国女职员向他汇报了一个特殊情况。多利在银行工作已有四年，主要负责海员汇款业务。她发现一些中国海员的汇款模式出现异常，有人频繁将大额资金汇往香港的可疑账户。

经过详细调查，刘本昆和多利发现这些异常汇款与一个秘密组织有关。该组织以高额回扣为诱饵，诱使中国海员将工资汇入他们控制的账户，然后将这些资金转移到日本占领区，用于购买战略物资。

1944年3月，刘本昆向上级报告了这一发现。与此同时，多利利用自己与海员们建立的信任关系，劝说他们停止可疑汇款。她用流利的中文向这些远离家乡的海员讲述抗日战争的状况，让他们明白资金流向的重要性。

这对搭档的工作成效显著。到1944年底，可疑汇款大幅减少，更多的海员开始通过正常渠道将钱汇给国内的亲人。在此过程中，刘本昆和多利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最终发展成为战火中的一段跨国姻缘。

1945年春，刘本昆和多利在伦敦登记结婚。这场婚姻在当时的银行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位中国高级银行职员与英国女职员的结合，象征着中英两国在战时的密切合作。婚后，多利改用中文名字＂杜丽＂，更加热心地投入到银行工作中。

两人婚后依然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刘本昆负责处理银行的重要外事活动，而杜丽则继续负责海员汇款业务。他们将个人婚姻与银行工作严格分开，在工作中保持着专业的态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伦敦中国银行迎来了新的挑战。大量在英华侨需要与国内恢复联系，处理战时积累的各类资金问题。刘本昆和杜丽夫妇成为了这项工作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中英双语优势和丰富的业务经验，为战后银行业务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争结束后，这对夫妇面临着去留的选择。最终，他们决定继续留在伦敦分行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积蓄力量。这个决定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命运，更与后来那笔神秘存款有着密切的关联。

03.保卫国有资产的秘密行动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台湾当局开始秘密部署转移海外资产的计划。1月15日，一份来自台北的密电传达到伦敦中国银行，要求将所有在英资产转入其指定的私人账户。这个命令让刘本昆夫妇陷入两难境地。

2月23日，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组织向伦敦中国银行的进步人士发出指示：务必设法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其被转移。刘本昆接到指示后，立即组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秘密工作小组。除了他和妻子杜丽外，还包括会计主任张明、出纳组长李远和档案管理员王华。

这个五人小组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措施。首先，他们利用英国银行系统的规定，将大额资金转账操作设置了多重审批程序。每次转账都需要至少三位签字人同时在场，而小组成员则轮流请假，确保转账永远无法同时获得足够的签字。

3月初，台湾当局派出专员到达伦敦，施压要求加快转账进度。小组随即启动了第二套预案：以英国《银行法》为依据，要求提供详细的资金来源证明和转账用途说明。这些要求虽然完全符合法律程序，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完全满足。

同时，杜丽利用她的英国公民身份，向英国银行监管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资金安全的谨慎性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可能存在的资金外流风险，促使英方对相关转账采取了更严格的审查措施。

4月，局势更加紧张。台湾当局试图通过外交渠道施压英国政府。刘本昆小组立即启动了第三套预案：将部分资金通过合法手续转入新设立的多个分账户，并在每个账户上设置不同的业务限制，使得资金无法被一次性转移。

5月，解放军在长江以南的战事进展顺利，台湾当局对海外资产的转移愈发急切。他们派出的特使甚至提出了直接更换银行管理层的威胁。面对压力，五人小组以银行日常运营和职工工资支付为由，坚持保留了大部分资金的控制权。

6月，一个关键性的转机出现了。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对台湾当局的要求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刘本昆小组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正式渠道向英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资产保全报告。

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伦敦中国银行的绝大部分资产都得以保全。这些资金后来成为新中国在英国开展金融活动的重要基础。五人小组的成员也因此受到了周恩来的特别嘉奖，而这些资金的一部分，就与那笔神秘的存款有着直接关联。

在整个过程中，刘本昆夫妇展现出了高超的专业素养和对国家的忠诚。他们不仅成功保护了国有资产，更为新中国在英国的金融工作奠定了基础。而这次行动中建立的业务操作规程，也为后来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04.周恩来与英镑存款的渊源

1950年2月，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身份，签发了一份特殊的指示。这份指示涉及到伦敦中国银行保全下来的部分资产的处置方案。根据这份指示，银行需要将其中的1.2万英镑单独存放，用于支持在英国的文教事业。

这笔资金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46年。当时，一批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面临着学业中断的困境。战后经济困难，他们的奖学金来源断绝，生活陷入困境。刘本昆夫妇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从海外党组织筹集资金，通过地下渠道汇至伦敦，专门用于帮助这些留学生。

1951年3月，英国承认新中国，但双方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周恩来指示将这笔资金继续存放在伦敦中国银行，并授权刘本昆对其进行管理。这笔钱主要用于三个方面：资助困难留学生、支持华侨子女教育、协助在英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活动。

1954年，一个重要的机会出现了。在英国的几位著名汉学家计划编纂一部《中英词典》，但苦于资金不足。周恩来获悉后，批准从这笔存款中拨出一部分资金，支持这项学术工作。这本词典后来成为英语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书。

1956年，周恩来访问日内瓦期间，专门抽时间会见了刘本昆和杜丽。在会谈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这笔资金的使用情况，并提出要严格区分这笔钱与银行其他业务的关系。他强调这笔钱实质上是中国人民的财产，必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1960年代初，中英关系出现转机，双方开始接触谈判建交事宜。周恩来指示刘本昆将这笔存款的部分利息用于支持中英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资助英国学者访华、支持中国文化展览、帮助出版中国古典文学译本等项目。

1963年，一份来自伦敦的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特别关注。报告显示，一些在英国的华裔青年面临着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周恩来随即批示，从这笔存款中拨出专款，用于支持在英华人社区举办中文教育和文化活动。

1972年，就在周恩来逝世前不久，他还关心过这笔存款的情况。他在一份批示中写道，这笔钱要继续用于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成为了他对这笔存款最后的指示。

这笔存款的管理一直延续到1997年才被发现。在这期间，它始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默默地为中英文化交流发挥着作用。这笔钱虽然金额不大，但其背后的故事体现了周恩来对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视，以及他对海外华人的关怀。

05.被遗忘的英镑存款

1997年4月15日，伦敦中国银行进行例行账目清查时，一位年轻的会计师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个编号为＂ZEL-1950＂的特殊账户。这个账户开设于1950年，原始存款金额为1.2万英镑，经过47年的累积，已经产生了可观的利息。

档案显示，这个账户的最后一次操作是在1972年，由时任副经理刘本昆签署。此后，这个账户就处于＂休眠＂状态。伴随着账户的还有一份特殊的管理条例，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这笔资金只能用于文教事业的规定。

银行立即成立了专门调查组。通过查阅保存完好的原始档案，调查组逐步还原了这笔存款的来龙去脉。他们发现了周恩来的多份批示复印件，以及刘本昆夫妇详细的工作记录。这些文件记录了这笔资金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

1997年5月，调查组找到了已经退休的杜丽。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向调查组提供了更多细节。她交出了一个私人保险箱，里面保存着这笔存款使用的完整记录。从1950年到1972年，每一笔支出都有详细的记账和收据。

记录显示，这笔钱在22年间资助了153名中国留学生，支持了12个文化交流项目，资助出版了8部中国古籍英译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4年资助的《中英词典》编纂项目，这本词典至今仍在使用。

1997年7月，就在香港回归前夕，银行向中国驻英大使馆报告了这一发现。大使馆随即向北京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保持这个账户的原有性质，继续用于支持中英文化交流。

1997年9月，在伦敦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座谈会。会议邀请了曾经受到这笔资金资助的留学生和学者。一位已经成为牛津大学教授的华裔学者讲述了1965年获得资助的经历，当时这笔钱帮助他完成了博士学位。

1998年初，银行对这笔存款进行了专门的清算。经过47年的积累，本息总额已达到25万英镑。按照物价水平换算，这个数额相当于1950年原始存款的数十倍。

为了继承这笔存款的传统，银行设立了专门的＂中英文化交流基金＂。这个基金依然遵循周恩来当年制定的原则，专门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每年都有固定名额的奖学金，资助中英两国的学生进行交换学习。

2000年，在这笔存款被发现三年后，伦敦中国银行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展出了与这笔存款有关的历史档案。展览中包括了周恩来的批示、刘本昆夫妇的工作记录、历年资助项目的成果等。这些展品见证了中英两国人民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友好交往。

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展柜里，摆放着一本已经发黄的账本。这是杜丽生前使用的工作记录本，上面记载着她和丈夫刘本昆管理这笔存款的点点滴滴。账本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愿这笔钱永远用于联结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