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特朗普政府决定对全球征收高额关税,这项政策受到了广泛关注。据称,最初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特朗普通话时,特朗普承诺考虑给予澳大利亚一定灵活度。然而,特朗普最终还是对中国实施了部分关税,而其他国家则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
欧盟方面已开始采取对抗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采取有力且恰当的报复措施,以应对美国的25%关税。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多个欧盟成员国同意对一系列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最高达50%的关税。
回顾历史,2018年贸易战中,欧洲曾对美国威士忌、摩托车以及各种食品等进行了报复性征税。本次,若达成一致意见,关税税率或将提高至50%。目前尚需27个成员国投票通过才能正式实施该政策。
对于为何美国率先对中国采取行动,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自竞选时期起,特朗普便强调恢复制造业的重要性,并多次表达希望重振本土钢铁及铝业的愿望。于是,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即2018年3月),特朗普依据第232条国家安全规定对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铝制品征收10%的关税。此举使得美国国内钢铁生产能力迅速提升,整体利用率达到85%,相比之前增长超过14个百分点。
尽管特朗普离开白宫后,由拜登上台推行了一系列缓和政策,但效果有限,钢铁行业生产力逐渐回落至较低水平。因此,重启此类关税举措可能会导致短期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并可能持续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不过,尽管如此,许多企业依然看好未来发展前景并计划扩大投资规模,推动新建工厂项目落地。与此同时,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也可能对相关企业的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具体来看,截至2023年底,美国全年钢铁总需求量达到约9300万吨,其中近八成可通过国内资源满足;剩余部分则依赖于外部市场供应。而对于铝材而言,由于技术壁垒较高,进口比例更是高达44%,大部分依靠加拿大提供。展望未来,那么下一项受关注的商品将是铜。由于美国本身不具备足够的自给能力,每年大约36%的需求需依赖国外输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说法,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韩国和越南是五大钢材进口来源国。然而,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的数据,在202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10.2亿吨,占全球总量的53.11%。这意味着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钢铁产量加在一起都不及中国。中国当年出口的钢铁数量达到9791万吨,相比之下,美国的钢铁进口仅达82万吨,只相当于中国出口量的0.8%。
通常情况下,在美国贸易统计中并没有将中国计入前几位的钢铁供应国之内。不过,中国通过间接途径如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将钢铁输送至美国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例如,2023年期间,中国对巴西的钢铁出口约为240万吨。接着,巴西将其中部分——约325万吨的钢铁——再出口至美国。
同样地,中国向墨西哥出口了143万吨钢铁,而墨西哥则将其中的240万吨再售予美国;同时,中国向加拿大的出口额为54万吨,而这一数额随后增长至加拿大对美的销售——即459万吨。此外,中国还向越南输出了649万吨钢铁,其中接近100万吨最终进入了美国市场。
若我们将上述各个链条合并计算,则中国实际向美国市场的钢铁出口量达到了612万吨,占据了美国同期1210万吨钢铁进口总量的一半。换言之,即使表面上统计数据似乎显示美国是从众多不同来源获得其所需的钢铁资源,但实际上有大量货物均源自中国。这些钢铁先是由中国运送到前述国家之一处,然后经过简单处理或重新包装后再转运至美国境内,原因是美国针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征收高达25%的高额关税。
同样的逻辑也可应用于铝制品领域。尽管2023年美国进口的165万吨铝材中有20万吨来源于中国,比例看似不大(仅为12.1%),但如果考虑到此前加拿大曾自中国购入27万吨铝材并用于后续再出口,则表明中国在国际铝材市场上仍占据主导地位,且实际对美出口量远超官方数据所反映的情况。
目前来看,为防止通过第三国进行的此类“曲线救国”式走私活动,美国及其盟友已着手加强监管力度,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例如,美国总统拜登领导下的政府不仅维持了原有的25%关税政策不变,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核查要求——凡欲将其产品销往美国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制造商需确保原料在当地进行了熔炼与铸造工序,否则仍将面临相同税率的惩罚性关税制裁。另外,据传加方已于去年八月底宣布对其境内的进口自华的钢铁及铝合金商品额外增收25%的特别费用作为反制手段。
总体而言,这种做法旨在阻止中国利用第三国渠道规避既有关税壁垒,从而保护本土相关行业免受潜在冲击。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在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之间围绕钢材和铝材贸易问题上的博弈依然未见缓和迹象。尤其是当其他重要经济伙伴如欧洲联盟也开始考虑跟进类似贸易限制措施时,中国国内的钢铁和铝业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毕竟,国内市场需求本已疲软,倘若外部出口窗口再度关闭,该类制造业很可能陷入大规模破产危机之中,进而引发连锁反应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生产萎缩现象。因此,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层面,如何妥善应对此次贸易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